毛澤東傳(17)_特裡爾

一七

　　毛澤東鞭撻了婦女貞節牌坊，這在當時給人印象極深：「你在哪裡看見男子貞節牌坊嗎？」這個幾乎可以肯定還是童身的男子問道。接下來，他召集女學生走上街頭說服家庭主婦抵制日貨，爭取各方支持反對軍閥張敬堯的罷工。

　　毛澤東的思緒被新民學會的名稱牽回。婦女運動只是造就新民的開端。不過毛澤東正在逐漸接近這樣一個觀念，即建立新社會應該是最終的目標。

　　毛澤東和他的朋友與張敬堯的湖南政權處於衝突之中，至1919年12月引來了鎮壓。張敬堯的軍隊用刺刀和槍托驅趕在教育廣場焚燒日貨的人群。深夜召開的籌劃會議一個接著一個，毛澤東寫了一篇呼籲推翻親日派軍閥屠夫張敬堯的宣言。

　　13000名學生和他們的支持者在毛澤東的宣言上簽了字，長沙大罷工開始了，勝負要見分曉了。張敬堯沒有被推翻——儘管他的統治動搖了——毛澤東和其他領頭的人大禍臨頭。

　　毛澤東決定離開湖南，以逃避張敬堯的追捕——張敬堯現在對他們懷有刻骨的仇恨。他要到湖南以外的反軍閥勢力那裡去尋求對驅張運動的支持。

　　毛澤東重返北京。在北京的四個月是他收穫的季節，儘管並不盡如人意。

　　毛澤東是由新民學會派遣北上的，他是由100人組成的驅張請願團的團長。毛澤東還接受了《大公報》和其他報刊的任務，他這次不再是身無分文了。

　　在武漢停留10天以後——毛澤東在這裡對當地形勢作了考察——這一行人到達北京，正好參加在湘鄉會館舉行的有千餘人參加的反張集會。毛澤東帶著一條標語來到會場：「張毒不除，湖南無望。」

　　毛澤東在古老破敗的福佑寺租住下來，這裡位於故宮附近的北長街。他睡在沒有供暖的主殿裡，置身鍍金的神像的眼皮底下。他夜間閱讀和寫作的地方是一條香案，油燈搖曳的火苗將其映成怪影。香案旁邊是一台油印機——這是新時代從事政治活動的聖物。這裡就是這位來自湖南的青年政治家自豪地稱為「平民通訊社」的印刷車間。

　　毛澤東的驅張計劃並沒有多大進展。北京的世界更廣闊，所關心的是更大的問題：大軍閥統治的「國民」政府的腐敗；凡爾賽會議以後國際局勢的急劇變化；布爾什維克革命的反響；五四思想的傳播。毛澤東走街串巷，但一提起湖南的事情，所得到的是不屑一顧的眼神。

　　毛澤東這次北京之行的首要收穫是楊小姐。楊開慧比毛澤東小八歲，是一位身材苗條的少女，圓臉龐，皮膚白皙。毛澤東在前一次來北京時，就已萌發對她的愛情，現在他們的感情更深了。

　　毛澤東到達北京一個月之後，楊教授去世，這似乎為毛澤東與楊開慧的結合開闢了道路。

　　這是1928年10月楊開慧寫下的《偶感》。詩中表達了她對毛澤東的思念之情：「天陰起溯（朔）風，濃寒入肌骨。念茲遠行人，平波突起伏。足疾已否痊？寒衣是否備？孤眠（誰）愛護，是否亦淒苦？書信不可通，欲問無（人語）。恨無雙飛翮，飛去見茲人，茲人不得見，（惘）悵無已時。」

　　這對情侶開始了他們的「試婚」，這是楊教授不曾贊成的，不過他們在北京並沒有共同的居處。他們在毛澤東棲身的北長街寺裡的神像旁見面，或者去溫暖舒適的楊家。春天，他們一起到西山騎馬漫遊，在僻靜處相會。他們的第一個孩子似乎在那年春天過後不到一年的時間裡就降生了。

　　五四精神鼓舞下的毛楊的結合是自由戀愛的結晶，這在舊中國是極為少見的。一年以後在長沙舉行的結婚儀式只不過是走過場而已，很少有人記在心中，甚至毛澤東本人在1936年與埃德加·斯諾談話時，也回憶不起這次婚禮的確切日子。

　　長沙的趙女士沒能活著去光揚五四道德準則，而楊小姐的奮爭使這種精神在政治運動中得以體現。死去的趙女士使毛澤東滿腔憤懣盡訴筆端，活著的楊小姐則令他心醉神迷。趙女士永離人間，楊開慧則在精神上給毛澤東注以新的活力，佐促毛澤東在20年代進行筆戰和繼之以真槍實彈的鬥爭。

　　也是在那寺廟的香案上，毛澤東閱讀了《共產黨宣言》（中文譯本，他熱心搜讀各種譯成中文的有關材料）。這一次，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深深打動了他。部分是因為《共產黨宣言》——第一部分的中文譯本在中國1919年11月出現——是當時在中國最有影響的馬克思的著作。部分是因為俄國革命後，經過李大釗教授和其他人的介紹，馬克思主義在中國人的面前放出了新的光輝。

　　1920年8月，上海社會主義研究社出版了《共產黨宣言》的第一個中文全譯本，譯者陳望道。

　　蘇俄成了毛澤東的指路燈塔，就像1790年法國之於英國的激進派一樣。他對馬克思理論的掌握是逐步的，但是布爾什維克的成功深深地打動了他的心。

　　他在同一位青年婦女的交談中表現出他對新俄羅斯的熱情。那位婦女說：「搞共產，好是好，但要好多人掉腦殼。」毛澤東激動地回答：「腦殼落地，砍腦殼，當然，當然，但是你要曉得共產主義多麼好！那時國家不再干涉我們了，你們婦女自由了，婚姻問題也不再拖連你們了。」

　　對毛澤東來說，馬克思主義是一種思想，它解釋歷史是怎樣從一個階段演進到下一個階段。

　　毛澤東對於革命行將帶來的社會前景考慮不多，他也沒有注意到最為艱難的關鍵問題是要奪取政權。不過，在1920年他已確立馬克思主義的信仰，並認為中國的命運要與俄國式的革命連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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