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民回憶錄第二章革命戰爭考驗了我(5)

第二章革命戰爭考驗了我(5)

　　以後的事實證明，何時達、黃世橋兩位大隊幹部表現都很出色。可惜一九三〇年七月第一次進攻長沙時，在金井戰鬥中，何時達（當時任第八軍第三縱隊長）帶領縱隊沖在最前面，不幸中彈，壯烈犧牲；而黃世橋以後調到江西地方紅軍部隊工作，在一次戰鬥中，他第十二次負傷，因傷勢過重也光榮犧牲。

　　鄧萍的一席話，把我的心說動了。我想，隨營學校是個人才苔葷的地方，我在這裡既是工作，又可以學習；特別是對我這種缺少軍事理論知識的人來說，機會更是難得。我愉快地向鄧萍表示：「我一定好好工作，邊學習邊工作，請你多幫助我。」

　　鄧萍同我第一次談話，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後，我在他的領導下工作，又進一步增強了對他的敬慕之情。論年齡，鄧萍比我還小兩歲，但他的學識和才幹，卻堪稱我的師長。他是四川富順縣人，一九二六年考入國民黨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學習，在學校參加共產黨，一九二七年被派到彭德懷所在的湘軍獨立第五師一團從事兵運工作，參與組織領導平江起義，任紅五軍參謀長，是彭德懷的得力助手。他個兒不高，卻很壯實，性格剛直、豪放；雖然沒有上幾年學，但靠自學卻能文能武，不僅才思敏捷，寫得一手好文章，而且擅長書畫。

　　當時紅軍中懂得油畫的人很少，他卻是個畫油畫的好手，一九二八年二月彭德懷在團部舉行莊嚴的入黨宣誓儀式時，牆上掛的馬克思、恩格斯油畫相，就是鄧萍趕畫出來的。他到隨營學校後，也為學校畫了一幅馬克思相掛在「列寧室」（即俱樂部），並為「列寧室」的牆報畫了刊頭和插畫，使「列寧室」倍添光彩。他作為一名高級指揮員，每次戰鬥前都親臨前線觀察地形、敵情；戰鬥發起後，堅持到第一線指揮，這種身先士卒的英勇精神，贏得了紅五軍指戰員一致的讚譽。

　　我剛當黨支部書記時，沒有工作經驗，鄧萍就親自召開「支組聯席會議」，要求每個支委、小組長根據自己工作的切身體會，談談什麼樣的人可以入黨，黨員應該具備那些條件，怎樣做一個共產黨員，怎樣當好支委、小組長，怎樣開好支部委員會、支部大會和黨小組會等等問題，每次座談討論一二個題目，大家充分發表意見，也可以進行爭論。在座談討論時，他自己做筆記，也要我認真記錄，會後加以歸納、整理，由鄧萍給學員上課，組織討論，再次聽取大家的意見，進行修改、補充，提高一步。

　　最後，我將鄧萍講課的內容並參考座談會的記錄整理成文，編寫出「怎樣做一個共產黨員」，「怎樣當好黨支部書記、支委和小組長」，「怎樣開好支委會、支組聯席會」，「怎樣開好支部大會」等教材，經鄧萍修改、補充、定稿，再由我刻寫臘紙油印出來，發給學員作為教材，這對於提高學員的政治水平、加強党的建設起了很好的作用。每期學員畢業後，都把教材帶回部隊，結合本部隊的實際去訓練黨支部書記、支委、小組長和党的活動分子，或作為上黨課的教材，反映很好。以後，這些教材經過傳抄、翻印，逐漸在紅五軍各部隊推廣。

　　在當時連隊缺乏教材的情況下，這些帶經驗性的教材很受歡迎，並在運用中不斷得到充實、提高。我通過這段工作，也逐漸學會了這種「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總結、推廣先進經驗的工作方法。

　　鄧萍工作很忙，但精力充沛，處處以身作則，事必躬親。他每天都很早起床，第一個站在操場上，看學員集合、出操；學員上戰術、技術課，他也經常去聽課，現場指導、講評。他經過軍校的嚴格訓練，很有軍人的氣質和風度，對操場紀律要求很嚴。他常說：「操場就是戰場」，「平時多流汗，戰時少流血」；還常教育學員說：「你們畢業後要當幹部，要帶兵；常言道『兵熊熊一個，將熊熊一窩』，你們學習不好，不僅自己要流血，還會使部隊遭到不必要的傷亡。」在他的激勵下，學員學習都很刻苦，成績很好。

　　我過去長期有晚上看書學習到深夜的習慣，早晨起床較遲，到隨營學校後，自覺向鄧萍學習，交代勤務員每天早早把我叫醒。勤務員是個五十多歲的老赤衛隊員，裁縫師傅出身，為人很忠厚樸實，對我們這些年青人象對待自己的子女一樣體貼照顧，我身穿的一套灰色軍裝，就是他親手為我縫製的。

　　當時老百姓對軍隊的文書都稱「師爺」，這個老勤務員也跟著老百姓的叫法，每天清晨就來叫「師爺起床，師爺起床！」我便趕快起床跑到操場，跟學員一起出操；學員上課時，我也同學員一起聽課、演練，學會了一些戰術、技術的基礎知識。我從隨營學校開始養成早起床的習慣後，幾十年一直堅持下來，對身體健康確有好處。

　　鄧萍對學員既嚴格要求又關懷備至。他平時很關心學員的伙食，當時處於戰爭環境，學校流動性大，不可能自己生產，又沒有打土豪的任務，經費全靠軍部供給，每人每天五六分錢的油鹽柴菜錢中，還要節約六七十文錢伙食尾子，月底分給大家作零花錢，困難很多。

　　鄧萍為了搞好伙食，保證學員身體健康，經常找司務長商量改善伙食的辦法，比如到野外演習回來背些柴火燒，採集些竹筍、野菜等，真是精打細算，節省每一個銅板來改善部隊生活。他瞭解到我家中有老有小，生活困難，便從自己多年積蓄的四五塊錢中，拿出三塊錢給我，要我捎回家去。我同家裡已經幾個月沒有通信聯繫了，不瞭解家裡的情況，便托一個老鄉幫我捎回家去。當時分伙食尾子每人每月大約只有五分七厘錢，最多也僅一角錢左右，這三塊錢要靠我自己省吃儉用積蓄得很長時間才夠，而鄧萍卻這樣慷慨無私地支援了我，這種階級友愛精神使我深受感動。

　　鄧萍同志是我到紅軍工作後遇到的第一個良師益友，他當時才二十一歲，以後擔任紅五軍軍長、紅三軍團參謀長也只有二十幾歲，真是個少年英豪，難得的好將才。可惜在長征途中，於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七日我紅三軍團第二次攻打遵義城時，他親臨遵義城下指揮攻城，英勇犧牲，年僅二十七歲。這是我黨我軍一個重大損失，也使我失去一位好首長、好老師。他的光輝形象一直活在我的心中。

　　一九三〇年二月初，彭德懷、滕代遠率紅五軍直屬隊和第一、三、四縱隊由泰和馬家洲一帶轉移到距永新縣城僅十五公里的安福縣洲湖地區整訓，進行攻打安福城的戰鬥演練，並準備攻下安福後向北發展，奪取袁水流域諸城。一天深夜，湘贛邊界特委書記朱昌偕、秘書長陳正人等人匆匆趕到紅五軍軍部駐地，向彭德懷、騰代遠控告駐在永新縣城的縱隊司令袁文才、副司令王佐所謂「受編不受調」、「反對甯岡分田」、「破壞蘇維埃政府、攏害永新赤色政權」、「要叛變」等等「罪狀」，要求紅五軍立即解決袁、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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