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民回憶錄第一章我來自老百姓(7)

第一章我來自老百姓(7)

　　當時，五四運動的浪潮已遍及全國，震盪著湖湘大地，學校校長陳心謀和七八個教員，大多思想傾向于進步，特別是國文課老師鄧子封、歷史課老師貝星煌兩人，更具有強烈的反帝反軍閥的愛國主義思想，講課也講得很好，在學生中有相當高的威信，我對他們二人也更加敬重。一九二四年春我高小畢業後，正值湖南農民運動高潮興起，鄧子封、貝星煌立即投入農民運動中去，於一九二五年先後參加國民黨，成為國民黨中的左派。鄧子封還被選為高坪區農會委員長、國民黨高坪區黨部委員；一九二六年加入共產黨，一直致力於革命事業。可惜一九二七年「馬日事變」後，他們兩人都被國民黨反動派抓捕，英勇就義。這兩位老師都是我終生難忘的政治上的啟蒙老師，他們的教導至今仍記憶猶新。

　　記得當時歷史課老師貝星煌在講述中國近代史時，從一八四〇年英帝國主義發動鴉片戰爭，迫使清朝政府簽訂第一個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講起，講到近百年來帝國主義列強依仗船堅炮利對我國的侵略、瓜分；英法聯軍、八國聯軍瘋狂進攻我國，侵城奪地、燒殺槍掠，帶給中國人民深重的災難，而清朝政府腐敗無能，向帝國主義列強屈膝投降，簽訂了一系列賣國的不平等條約，把祖國的大好河山和領土、主權拱手讓給帝國主義；還講到竊國大盜袁世凱同日本帝國主義簽訂「二十一條」，企圖變中國為日本獨佔的殖民地；袁世凱死後，大小軍閥在他們投靠的各個帝國主義支持下，爭霸稱雄，連年混戰，使生靈塗炭，民不聊生……地理課老師在講解中國各地的地理知識時，既講到我國地大物博、人口眾多，物產豐富，要熱愛我中華，復興我中華，也經常結合實際控訴帝國主義侵略我國的罪行。當講到香港、澳門和臺灣、澎湖等地的地理時，就介紹這些地方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什麼時間被帝國主義霸佔了；講到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等城市的地理時，又講到這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中英《南京條約》中被迫開放的「五口通商口岸」，後來，帝國主義又進一步在上海、天津等城市設立了「租界」，無理踐踏中國的主權……歷史、地理老師每當講到國家在衰亡、民族受欺淩的時候，都悲憤交集，有時聲淚俱下。我和許多同學的幼小心靈深受觸動，也紛紛落淚，在心田裡播下了仇恨帝國主義、官僚軍閥，誓雪國恥的復仇火種。

　　國文課老師鄧子封、歷史課老師貝星煌和地理課老師在講課中，還給我們講了中華民族有著悠久的歷史，燦爛的文化，具有反抗外族侵略、進行英勇鬥爭的光榮傳統；講了近代歷史上太平天國、義和團、小刀會和辛亥革命等反抗帝國主義侵略、推翻清朝腐敗統治的鬥爭故事，講了洪秀全、林則徐、譚嗣同、孫中山、黃興等英雄人物的鬥爭事蹟，教育我們「國家興亡，匹夫有責」，要繼承先輩反帝反封建反軍閥的大業，毋忘國恥，振興中華。

　　在甸溪高小讀書期間，老師們還帶領我們參加集會、演講、示威遊行和宣傳「抵制仇貨」等愛國活動。每年五月七日至九日（即一九一五年袁世凱與日本帝國主義簽訂「二十一條」時間）的「國恥日」，學校都舉行「國恥紀念大會」，並于會後到高坪、石灣等地遊行示威。遊行隊伍前面高舉著象徵「五族共和」的紅、黃、藍、白、黑五色國旗和白色校旗，接著，是我們軍樂隊；軍樂隊有大、小洋鼓和十幾把軍號，我是一名號手，能吹好幾曲號譜。隨後便是師生們組成的遊行隊伍。參加遊行的師生沿途高唱《國恥紀念歌》，手舉寫著標語口號的五彩小紙旗，高呼：「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打倒賣國賊！」「取消一切不平等的賣國條約！」「毋忘國恥，復興中華！」「抵制仇貨」等革命口號。當地群眾聽到軍樂聲、口號聲，都擁上街頭來看，有的還跟在遊行隊伍的後邊走，那個場面真是雄赳赳、氣昂昂，歌聲嘹亮，威武雄壯，十分激動人心。

　　遊行隊伍走到街頭鬧市就停下來，圍成一個半圓圈，進行化裝表演和街頭宣傳，先演出幾出鄧子封、貝星煌老師編排的活報劇、雙簧或舞蹈後，鄧子封老師或貝墾煌老師就站在高凳子上演講，控訴帝國主義特別是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罪行，號召群眾行動起來，抵制仇貨。

　　有一次，我和一個同學表演了鄧子封老師編寫的雙簧，記得其中有一句：「堂堂大中華，偏偏受人卡，卡我的是哪一個？啊依嗚哎哦！」當時因為縣、區政府不准公開提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口號，所以用「啊依嗚哎哦」幾個日語拼音符號的諧音代表日本帝國主義；用「抵制仇貨」代表「抵制日貨」的口號，但通過演講、宣傳，老百姓都聽得懂，這是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口號。

　　這些愛國活動對我的思想進步起了很大的促進作用，使我在學生時代就萌發了反帝反封建反軍閥的愛國主義思想。

　　一九二四年春，我高小畢業了。區學務委員李石麟和鄧子封、貝星煌等老師看我的學業成績很好，都勸我考中學或師範學校。我自己也很想繼續升學，但讀中學要到省城長沙，每年需要費用八十多塊大洋，雖然李石麟很熱心地為我四出奔走，又在馬欄坳的李氏宗祠大「祀會」申請了一份助學金，但馬欄坳和雙坑、西坑大、小「祀會」的助學金加起來只能湊七十塊大洋，自己每年還要出十幾塊大洋，實在力不從心。加之我父親抱孫子心切，一九二二年我才十六歲時就匆忙給我與童養媳劉氏完婚；這時劉氏已懷了孕很快要臨產，我考慮自己已經成了家，不能再給父母親增加負擔，雖然我還處於風華正茂、讀書上進的年華，也只好忍痛輟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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