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正操回憶錄(118)

一一八

　　毛主席古今中外的歷史知識非常淵博，談起話來經常引用歷史上的典故。有時也把自己擺進去。記得「高饒事件」發生前，召開了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會上有許多同志發了言，有的還作了自我批評。毛主席最後說：犯錯誤，都是難免的，我們都有。隨即說，在座的有人可能還記得，我們剛到陝北時，征糧重了，老百姓不滿意。一九四二年有個縣委書記，打雷時觸電死了。在一次集市上有人講：「雷公為什麼不打毛澤東。」當時有的同志主張把他當「反革命」抓起來。我不贊成，群眾對我有意見，說明我關心老百姓的疾苦不夠嘛!我當時幾夜睡不好覺，反復想這個問題，以後提出「自己動手，豐衣足食」，開展了大生產運動，減輕了人民的負擔，也改善了黨和人民的關係。

　　接著，毛主席舉了第二個例子。他說，到陝北時有人議論：張國燾、毛澤東誰的學問大，有的說張國燾學問大。既然群眾有議論，還是應該注意嘛!我又發奮讀了一些書。

　　毛主席說這些話的肘候，態度很從容，語調很懇切，對我的教育很大，至今還引為借鑒。

　　毛主席對鐵路事業是很關心的。每次乘火車外出，都要抽時間同機務、乘務人員談話，鼓勵他們做好工作。一九六四年，成昆鐵路未動工之前，毛主席就一再說，那裡有廣大群眾，有煤有鐵，成昆線是大三線的主要幹線，關係全域的戰略問題，一定要修好這條鐵路，不然我睡不好覺。動工以後，儘管困難很多，但進度較快。如果不是後來林彪、「四人幫」的干擾破壞，可以預期提前完工。結果推遲了兩年才勉強完成。

　　毛主席對我個人的關懷更是終生難忘的。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政治局在杭州召開的一次擴大會議上，林彪硬說彭真、林楓和我結成了反他的小集團，名曰「桃園三結義」。「文化大革命」一開始，毛主席告訴周總理「要保呂正操」，並由周總理親自到大連向林彪傳達這一指示。然而，林彪表面答應，背後卻夥同江青、陳伯達及其顧問康生去煽動不明真相的群眾，對我進行圍攻、揪鬥，造謠誣陷，進而製造假案，欺騙中央，把我非法關押起來。直到一九七四年在毛主席指示限期「八一」見報的情況下，我才得以恢復自由。

　　在西柏坡，我還見到了周恩來同志。不久，新中國成立以後，我即在他的直接領導下進行工作。我所見到的周恩來同志，對党和人民的事業始終是忠心耿耿，任勞任怨，不管在任何艱難困苦的情況下，都出色地完成党和毛澤東同志委託的各項任務。

　　同時，他一直置身於群眾之中，有功不居，有過不諉。在他的身上充分體現了我們黨的實事求是、密切聯繫群眾、批評和自我批評的好傳統好作風。

　　周恩來同志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也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傑出的活動家。但是，在具體工作中，在日常生活中，他又是以極為平凡、極為質樸的身份出現的。

　　他對幹部要求很嚴格，但又誠懇親切，循循善誘，從不訓斥。凡是在他直接領導下工作的同志，都會感到心情舒暢，工作起來有信心，有幹勁。多年來，不論在大小會議上他都是不厭其煩地傾聽各方面意見，讓人把話說完，對別人提出的問題，都認真解答，自己不懂的就不恥下問。周總理還善於啟發別人提出見解，說對了，他就欣然一笑，表示贊許。周總理的知識是非常淵博的，但在群眾面前既是學而不厭的學生，又是誨人不倦的先生。有一次在上海開會時，毛主席的《浣溪沙》詞尚未發表，我和趙爾陸等幾位同志看到傳抄稿，其中「長夜難明赤縣天」的「縣」字，誤抄為「懸」字，大家都看不懂，叫我去請教周總理，周總理說他也不清楚。事後周總理找到毛主席原稿，始知傳抄有誤，隨即打電話給我們，知道我們在午休，就寫了一個便箋，送到招待所給我：

　　昨晚被你考住，今晨與范若愚同志談，將「赤懸天」勉強解釋為「赤日當空」「赤日懸空」的意思，並托爾陸同志轉告，現取閱主席詩詞原本，方知為「長夜難明赤縣天」，並非「赤懸天」，赤縣神州，大家懂得，自不費解，想以電話告，適你午睡，便以書代話，並望轉告爾陸。

　　一紙短箋，意味深長。從這一件小事中，也能看出周恩來同志是多麼謙遜誠懇，對同志是多麼體貼入微啊!

　　周恩來同志德尊一代，功垂千古，他把畢生精力無私地獻給了偉大的共產主義事業，得到全黨全軍全國人民和國際友人的衷心愛戴和永遠懷念。

　　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決定成立軍委鐵道部，滕代遠任部長，我和武兢天任副部長，以東北鐵道部和華北交通部合組軍委鐵道部。會後，我即趕回哈爾濱，決定由東北鐵道部抽調幹部名單，于四月初回北平成立軍委鐵道部，我負責專管運輸工作。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軍委鐵道部改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鐵道部，我仍任副部長，分工管運輸。

　　一九五年十月，我軍入朝進行抗美援朝戰爭，我兼任抗美援朝運輸司令員。抗美援朝結束後，改為兼任軍委總參謀部軍事交通部部長，沒有管實際工作，是掛名職務。

　　一九五六年八月黨的第八屆代表大會，被選為中央委員。

　　一九五八年下半年，滕代遠因病療養，我代行部長職務。一九六二年下半年，滕代遠因病離職，我代理部長職務。

　　一九六四年八月中央在北戴河召開會議，決定我到西南修鐵路，負責西南三線建設工程。當時成立西南三線建設總指揮部，李井泉任總指揮，我任副總指揮。

　　一九六五年一月，全國人大代表會議，我被提名任鐵道部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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