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正操回憶錄(24)

二四

　　我們到阜平的時候，正在召開晉察冀邊區代表大會，我和孫志遠參加了這次大會。大會用民主選舉的方法產生了晉察冀邊區臨時行政委員會，也就是邊區臨時政府，推舉宋劭文為主任委員，胡仁奎為副主任委員，委員有聶榮臻、劉奠基、張蘇、李介庸、婁凝先，還有我和孫志遠。邊區臨時政府是統一戰線形式，包括各黨、各派、各階層、各少數民族，它的實際內容是團結抗日與實行民主。

　　我和孫志遠還參加了軍區政工會議，聽取了聶司令員對冀中工作的指示。他手指地圖對我和孫志遠說：「你們就在平津路、平漢路、津浦路之間，南邊以滏陽河為界，搞冀中根據地吧!」

　　關於平原遊擊戰，從戰史來看，在以往並不為人所重視，因為受地理條件限制，其範圍不能超出某些被限定的地域，不能突破山澤湖沼森林等地區廣泛活動。自「七七」事變後，日本侵略軍要滅亡我全中國，奴役我全民族，進行最瘋狂、最慘無人道的侵略戰爭，對中國進行了空前未有的浩劫，激起中華民族憤怒的火焰與政治的覺醒。為著自己的生存，為著全民族的解放，中國人民一致奮起，與日本帝國主義者和漢奸進行了英勇鬥爭。因此，凡是被敵人佔領的地區，不論山地還是平原，都同樣地開展著廣泛的民族自衛戰爭。遊擊戰已經打破歷史的成例與地理條件的束縛，同樣在平原發揮其偉大作用，因為保持大部分的人力物力，不為敵人所利用，更有重要的意義。所以，在抗日戰爭中，平原遊擊戰的發展，就不僅可以成為事實，而且也是客觀環境的需要，超越了地域條件的拘束，必然產生的結果，決不是偶然的事情。對這一點，當時還是有了較為明確的認識，但是在平原上堅持遊擊根據地，是否可能，就不是那麼明確了。

　　在討論冀中工作的時候，大家也議論過在平原上開展遊擊戰爭的困難性，平原上對具有機械化裝備的強敵作戰確實很困難。過去，由於我們黨的根據地大都建在山地，便以為只有在深山峻嶺才能建立鞏固的根據地，過分強調了地形的決定作用。聶司令員說：「開展敵後遊擊戰爭，光靠山是不行的，首先要靠人民群眾，只要有了人民群眾的支持，不論是山地，還是平原，我們都可以牢牢地站住腳。人民群眾比山靠得住，廣泛的群眾基礎比地形靠得住。就說大山吧，如果山上沒有群眾，山路又很窄，敵人把山路一堵，我們根本不能堅持，不用說別的，吃的問題就沒辦法解決，沒有群眾供養我們，難道能吃石頭嘛!對於建設敵後根據地，首要的問題是發動群眾，得到人民群眾廣泛的支持，地形的作用還是比較次要的，而且也是可以改變的。我們晉察冀這塊根據地雖然發源於五臺山，但我們不是有了五臺山，才有了這塊根據地，而是敵後的群眾支持我們，擁護我們，才使我們能夠得到這樣大的發展。」

　　聶榮臻同志的談話，使我開始懂得毛主席的人民戰爭思想，比較清楚地認識到在冀中平原建立抗日根據地的不利條件和有利條件。我非常同意聶司令員的意見，說：「冀中區位處平津保三角地帶，在津浦、平漢、北寧三條鐵路幹線之間，是一個戰略要地；平原地區，物產豐富，是晉察冀邊區的衣糧庫。在這裡開展遊擊戰爭，創建抗日根據地，較之在山區，雖然有一些不利的地形條件，但這裡人口眾多，文化比較發達，有群眾基礎，又有山區根據地作依託。日軍兵力不足，只能守住大城市和沿鐵路線上的城鎮，而廣大鄉村和鐵路線以外的地區都在我手。我們依靠廣大群眾這個『人山人海』，到處可以走來走去。」聶榮臻同志又說：「冀中這塊抗日陣地，是我們党領導首創的平原根據地，意義非常深遠。你們成功了，對於全國其他平原地區的抗戰，將提供出借鑒的經驗。」聶司令員這番話，對我們鼓舞很大；同時，也使我們感到肩上的責任光榮重大。

　　於是，明確了冀中下一步的工作安排，這就是：樹立冀中的中心區，改造雜色武裝，肅清反動勢力，有計劃地擴大武裝力量，改造舊政權，廣泛發動組織群眾，安定人民生活，建立抗日秩序。

　　在我們返回冀中之前，聶榮臻同志還同我談到了籌建晉察冀邊區銀行問題。建立邊區銀行，這是晉察冀邊區軍政民代表大會所決定的發展邊區經濟，打擊敵人掠奪的重大經濟政策之一。聶司令員當時對我說，建立邊區銀行，不用國民黨的票子，抵制敵佔區發行的偽鈔，但是目前沒有基金。我說，我們從安國商會搞到的三萬塊錢還沒動，可用作基金。並商定回冀中後即著手籌辦晉察冀邊區銀行，指定由原六九一團軍需官關學文任銀行行長，從安國縣籌措印刷鈔票的設備和技術力量，著手發行邊幣。雷鳴遠曾大力幫助購置印刷機械等。

　　路西整訓時間雖短，收穫很大。百聞不如一見，我們親眼看到和學習了一些紅軍的好傳統好作風，增強了創建冀中平原抗日根據地的信心。

　　收編雜色武裝

　　一九三八年春節前後，我們從平漢路西回到冀中。部隊還是按來時路線過路。在定縣，先在美國傳教士開設的「救世軍」醫院購置藥品，然後炮擊火車站。該醫院坐落在空曠之地，二團一營毫無聲響地進去了。這個醫院院長一家有五六口人，從寢室來到客室，一個個身披睡衣，一見屋子裡擠滿了軍人，很驚慌，以為大禍臨頭。我們的同志告訴他們，我們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說明了來意。主人看到我軍紀律嚴明，對國際人士態度友善，於是問道：「知不知道呂正操團長？」于權伸回答：「我們就是呂團長的隊伍。」主人聽了，這才放下心來。衛生處要派人去藥房看一看，主人很高興地帶著去了。主人說，可以任意選取。大家從這頭走到那頭，又從那頭轉回來，一瓶藥也沒拿。原因是上面沒有中國字，認不清什麼藥，不好動手。結果以為小瓶的是貴重藥，就決定拿小瓶的。大家一齊下手，都把小瓶藥給拿了，然後請主人收款。主人表示，能有機會給抗日軍捐贈藥品很高興，求之不得，堅持不收分文。我們的同志說明我軍的紀律，誠心誠意地請他收款，他聲明只是為了尊重我們說的話才收款的，僅僅收下五十元。事隔不久，上海英文《密勒士評論報》以同情的言詞予以報道，我們的《自衛軍報》把這篇報道轉載了。

　　過路後，我們在張珍同志家裡吃的餃子。這裡不久前發生一次慘案。敵軍在向我五臺山地區發動圍攻的同時，也向冀中地區發動了幾次局部性的進攻。一天，定縣敵軍二百餘人，乘汽車十餘輛，突然襲擊了城東南大小王耨村一帶，這裡是抗日義勇軍第八支隊發祥地。敵人燒毀了許多房屋，用火燒、水淹、刀刺、機槍掃射等殘酷手段，殺害當地群眾二百餘人，造成了抗戰以來冀中地區的又一次慘案。高陽、安新被敵人攻佔，保屬特委負責人薛振彥同志（即肖蒂）在安新戰鬥中英勇犧牲。

　　為了統一和加強冀中地區党的領導，確定成立冀中區黨委，聶榮臻同志派魯賁同志和我們一起回到冀中，魯任區黨委書記，負責籌備區黨委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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