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正操回憶錄(8)

八

　　劉瀾波是一位職業革命家。一九〇四年生，遼寧鳳城人。少年時就讀於鳳城、瀋陽等地。一九二〇年，考入天津南開中學。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同年，考入北京大學政治系。一九二八年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一九三〇年，他在大學臨近畢業時，因積極參加政治活動，遭到反動政府的逮捕。釋放後，經劉多荃介紹，劉瀾波到山西省政府主席商務處任秘書。「九一八」事變後，劉瀾波經同鄉遼寧省政府秘書、黃顯聲的叔父黃恒浩介紹，結識了黃顯聲，於是隨黃顯聲到錦州。他協助黃顯聲部在短短的兩三個月中，組織起了二十余路民眾抗日義勇軍，並先後鎮壓了受日本關東軍司令部直接扶植支持的淩印清、張學成兩支聲勢頗大的漢奸隊伍。十一月中旬，日本關東軍準備向遼西發起進攻，這時劉瀾波一方面隨黃顯聲到大淩河一帶檢查佈防，一方面協助黃顯聲調集各地義勇軍埋伏於新民縣西部青崗子一帶阻擊西侵日軍。二十七日，日軍先頭部隊進入伏擊區，遭到了義勇軍的猛烈痛擊，戰鬥持續六小時，日軍始終未能得逞。後來，錦州失陷，劉瀾波隨黃顯聲部撤入關內。一九三二年秋，騎兵總隊改編為騎兵第二師，駐防平西一帶。劉瀾波向中共北方局彙報了黃顯聲等東北軍部隊的情況，北方局即派他回到騎兵第二師，以黃顯聲的秘書身份為掩護，深入開展黨在東北軍騎二師等部隊的兵運工作。

　　劉瀾波同志是東北軍党的工作的主要創始者，為黨為人民做出了重要的貢獻。他是個有理想，有遠見，胸襟開闊的人；是個有骨氣，有血性，疾惡如仇的人；是個為革命事業盡瘁而後已的好同志。「文革」中因受四人幫迫害，長期拘禁，重病纏身，恢復工作後，住在醫院仍堅持不懈，主持水電部工作。在他生前，我對他說，既然功成身退，便可了無牽掛，專心著史，趕緊把東北軍黨史的有關情況寫下來，或口述錄音後找人整理。他也有這種想法，希望把東北軍黨的工作很好地總結一下，向黨作個交代，但一直沒有抽出時間來組織這項工作，直到病重時，他才囑人寫信給黨中央，建議成立「東北軍黨史組」。黨史組成立後的第三天，他就與世長辭了。這是他生前的一大心事。作為東北軍工作委員會的書記，應該說他對東北軍黨史知情最多，但他並沒來得及把這些珍貴材料留存下來，這是很大的憾事，黨史研究工作的重大損失。

　　做黨的秘密工作，是要冒生命危險的，因為隨時都有可能被抓捕，甚至被殺害。蔣介石歧視、消滅雜牌軍，尤其對東北軍內共產黨的活動特別注意。當時張學良有位秘書潘冬舟據說是共產黨員，被蔣介石的特務發覺後，蔣介石來電指名要把潘冬舟送交他處理。就當時張學良回國後的處境，在特務直接監視下，一經發現就難逃脫，但該人如落蔣介石手可能擴大事態，關係更加複雜。為了應付蔣介石，張學良遂忍痛處決了潘冬舟。之後回電答覆蔣介石說：「這個人我一經發現，就已槍決。」

　　七、北平城防

　　一九三四年春，六四七團移駐北平，擔任城防期間，我和孫志遠、劉瀾波時常見面，就團內具體開展抗日救亡工作進行交談。在團內開始成立有士兵代表參加的經濟委員會、圖書館、俱樂部、體育隊等組織，辦有救亡小報，提倡官兵平等、民主生活和開展抗日救亡教育。並由党的東北軍工作委員會派來東北大學進步學生顧少雄、張紹清等在團內協助宣傳教育工作，教戰士們唱救亡歌曲，在連隊裡組織讀書班，公開進行抗日救亡活動。搞得很活躍，被萬福麟譏諷為「摩登團」。劉瀾波和孫志遠經常到我團來踢足球，搞體育活動，聯絡工作，在日常的往還和抗日活動中我們結成莫逆之交。那時有個高炮營和我們駐在一起，其中也有共產黨員，劉瀾波隨時和他們取得聯繫。後來孫志遠在西苑萬福麟的騎兵教導團學習時被發覺是共產黨員，劉瀾波按預先商定的辦法，迅速通知了孫志遠，使孫志遠安全轉移，而劉瀾波自己卻被捕了。敵人再三逼供，劉瀾波利用各種社會關係，機智地應付敵人，始終未說出孫志遠的去向。

　　我團為保衛北平城防和日寇常有衝突。當時駐東交民巷的日軍不斷向我城防部隊挑釁，企圖尋找藉口侵佔北平城防，屢遭我值勤部隊堅決抵制，迄未得逞。一九三五年六月，石友三部叛變投敵的鐵甲車隊隊長白堅武，勾結日寇企圖用鐵甲車沖進永定門東邊的城豁口，與日寇裡應外合侵佔北平。當時叛軍先用炮擊，炮彈落在二龍坑路，引起市內人心惶恐。我得知情況後，立即帶部隊乘汽車奔赴永定門城豁口進行堵擊。經我部炮擊鐵甲車，叛軍即行後退。與此同時，我團派出部隊到豐台截斷其後路，前後夾攻圍殲，叛軍全部覆滅，我軍無一傷亡。當時人心振奮，群眾紛紛打電話、寫信或前來我部慰問。同時，還有歐美駐華使館的武官和記者也到永定門上的指揮部參觀、採訪。我團官兵受到很大教育和鼓勵。其中有個美國駐華武官卡爾遜直接向我表示同情和讚揚。抗戰後，他曾兩次來冀中抗日根據地找我，進行參觀、訪問。

　　就在這一年，日本帝國主義為了變中國為它的殖民地，繼《塘沽協定》後，又簽訂了《何梅協定》。利用這個協定，日本加強了在華北的侵略勢力，大肆收買漢奸，並于十月在河北省的香河縣指使漢奸暴動。十一月，日本策動漢奸進行所謂「華北五省自治運動」，妄圖使河北、山東、山西、察哈爾、綏遠變為日本的殖民地，並成立「冀東防共自治政府」。蔣介石國民黨為了適應日本帝國主義關於「華北政權特殊化」的要求，還指派宋哲元等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這樣，隨著日本對華北侵略的日益加深，華北的政治經濟實權都已掌握在日本帝國主義的手中，整個中華民族面臨著嚴重的危機。

　　中日矛盾更加尖銳，國內的階級關係隨之進一步發生重大變化，不僅廣大的工人、農民以及小資產階級堅決要求抗日，而且民族資產階級和其他中間力量也紛紛轉到抗日方面來。一個全國範圍的抗日民主運動新高潮，正在日益成熟起來。

　　在民族危亡的緊急關頭和全國人民迫切要求抗日的形勢下，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我黨中央發表《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呼籲全國各階層、各黨派、各軍隊團結起來，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十一月，我黨又兩次發表宣言，進一步號召全國人民動員起來，進行抗日反蔣鬥爭，挽救民族的危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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