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羽生傳奇(2)_學達書庫

二

　　【紮根嶺南】

　　他在嶺南求學、工作、成名，他的青春與夢想植根於嶺南的山水之中。

　　梁羽生在嶺南大學讀的是國際經濟。

　　然而，他的興趣卻在文史。

　　他的朋友、老師中有好幾位文史專家。從前的老師簡又文就在嶺大任教。他們常常聚首，縱論詩詞，吟風弄月，相互唱和。還有冼玉清教授、金應熙先生，都與梁羽生有過交往。

　　梁羽生在嶺大的四年，正是中國歷史的重大轉折期，仿佛暴風雨的前夜，既有當前無邊的黑暗，又有暗藏的光明若隱若現。每一個中國人都面臨著嚴峻的選擇。

　　在北方，學生們走上街頭，反獨裁、要民主的口號淹沒了平靜的校園。這是一個無法平靜地在書院作學問的年代，愛國的激情必須轉化成行動——直接而堅決的行動，才能獲得認同。

　　在那樣一個時刻，學習國際經濟能夠做什麼？前景是渺茫的。

　　年青的梁羽生那時候在想什麼？我們不得而知。但從他當時的詞作及日後的作品中可以推測，他該是一名抱有強烈愛國情懷的青年知識分子，嚮往著祖國的和平與繁榮。

　　1949年，中國的命運發生了巨大的轉變。

　　梁羽生就在那一年到達香港，進入《大公報》工作。這是一家左派的報紙。自此以後，梁羽生的立場，一直傾向于新生的人民共和國。

　　為此，他與恩師簡又文的關係逐漸疏遠，政治干預了人際交往。他們中斷來往長達十幾年，直到文革後期，才重續前緣。據說，梁羽生還動員身為臺灣立法委員的簡又文，獻出一件很受珍視的廣東古物給廣州市。

　　考古界有「天南金石貧」的說法，隋代的碑石在廣東相當稀有，流傳下來的只有四塊，其中劉猛進碑被簡又文收藏，簡氏非常珍視，曾把自己的寓所稱為「猛進書屋」。他自稱將這塊碑石帶到了香港，引起了臺灣當局的注意，試圖說服簡氏將此碑石獻給臺灣當局。

　　七十年代初期，簡又文告訴梁羽生：碑石埋在廣州故居的地下。梁羽生勸他獻給國家，他同意了，一方面要廣州的家人獻碑，一方面送了個拓本給臺灣。

　　國民黨當局為了挑撥離間，其「中央社」發出報道，說簡又文向臺灣獻出了原碑，以使大陸方面以為簡獻的碑石是假的。梁羽生也是到後來才弄清真相。

　　梁羽生和冼玉清教授之間的友情也很值得一提。洗玉清是嶺南著名的詩人、畫家，曾任教于嶺南大學，與梁羽生結為忘年交。

　　1965年5月，她已染病臥床，卻仍惦記著梁羽生的腸胃病。在一封交割稿件的信中，細細為他分析病症：

　　××老友：

　　十四大函及稿件收到。稿不合用則退，如此老老實實最好。茲又附上《佛山秋色之起源》一篇，我在醫院太閑而寫的，如不合亦退可也。

　　你賦性忠厚而坦摯，近世罕見。必須養好身體，才能盡其所長。關於你的「拉肚」，我很掛心。萬不可任其拖延下去。我曾問過我的主治醫生，據雲：此是消化系統病，必要尋出原因，才有辦法。常見原因有如下……

　　我疑你的病必系第四種。過於疲勞剛抵抗力不足，而百病叢生矣。望認真小心葆愛。……

　　冼玉清1965.5.1

　　發出此信五個月以後，這位傑出的女詩人便與世長辭了。

　　老師們的博學、關愛，為這位作客嶺南的異鄉人帶來了力量與溫情。異鄉也漸漸地與他的的生命融為一體，成為他的另一個故鄉。

　　還有許許多多年輕的朋友，在志同道合的交往中塑造著全新的生活。

　　梁羽生在《大公報》期間，曾與金庸同事，這兩位武俠大師未成名前的相遇實在令人尋味。他們當時一起談武俠，一起下圍棋，一起寫文章，雖然談不上如何親密，卻也算是同道中人。

　　梁羽生在香港幾十年，不是在報社作編輯，就是作專業的寫作人。如果沒有武俠小說，他很可能只是一個普通的文人或編輯，靠寫一點短文章打發歲月。

　　與金庸、古龍相比，梁羽生的生活道路顯得平淡無奇，他過的是一種閒散的寫作生活。除了文字工作，就只是養養花，下下棋，讀讀書，聊聊天。

　　也許，梁羽生的性格比較適於作學者，難怪他在成為一代武俠名家後，還會感歎：「青春歲月都在刀光劍影中虛度了。是該埋怨朋友還是埋怨自己呢？話說回來，我疏懶成性，天資亦薄。不寫武俠小說，其他方面也未必能成就，還是該埋怨自己的。」

　　【誤闖武林】

　　僅僅一個偶然的機緣，梁羽生這個文弱書生闖入武林。

　　1954年，港澳武術界的白鶴派與太極派不知為什麼，結下了梁子。

　　雙方起先是動口不動手，只是在報上互相漫駡。終於發展到不可收拾，約定用武力解決問題。白鶴派的掌門陳克夫與太極派的掌門吳公儀在澳門新花園擺設擂臺，一決高下。吳公儀一拳打中對手的鼻子，以和局終場。前後不過三分鐘時間而已，卻由於傳媒大肆宣傳，成為街談巷議的熱點。久已沉寂的武俠文化，似乎借機重新在民間死灰復燃。

　　當時《新晚報》的總編輯敏銳地意識到這是爭取讀者的契機，一改長久以來大報不登武俠小說的現距，決定在《新晚報》上連載武俠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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