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傳(56)_王曉明

五六

　　當然，這三次逃離都不成功，它們給他的打擊，也一次比一次更沉重。以至到生命的最後時刻，他又再一次陷入了「鬼氣」的包圍，不得不重新面對命運的啟示。他所以會寫下那樣七條「遺囑」，就說明他已經領會到了這啟示的雄辯的力量。但是，倘若疾病不是那樣快地奪走了他的生命，倘若他不是衰老到無力編織新的理想，他會不會再作第四次逃離呢？無論怎樣睿智的人，恐怕都難以否定自己大半生的努力，而一旦習慣了特定的社會角色所規定的人生軌道，再要脫離出來，也絕非容易的事。看到魯迅那樣發著燒，躺在病床上，還願意公開表明與共產黨的聯盟態度，我就不禁要推斷，倘若他再多活幾年，大概多半是又要推開命運的啟示，再作一次艱苦的逃離吧。他遲早總會看清楚自己的命運，但他不會願意正視它，終其一生，他大概都是一個竭力要拒絕命運的人。

　　造物主還是太粗心了。它似乎只想到魯迅的資質足夠擔負它交給他的使命，卻沒有想到，一個人最終走什麼路，並不是阜憑資質就能夠決定的。人是歷史的產物，這不單指他的肉身和天賦，更指他的精神和修養。到魯迅出生的時候，歷史已經將一個差不多延續了三千年的文人傳統擺在他身邊，他一出生、這個傳統就緊緊地擁抱他，親熱地向他低話，摩挲著他的肩膀，陪伴他一步步跨進人生，你想想，單靠他後來學習的那些零零落落從西方傳來的思想觀念，怎麼可能抵消這個精神傳統的薰陶和浸潤呢？不單是他，從「五四」那一代知識分子，到今天的數量更多得多的知識分子，又有誰真能夠擺脫這個傳統呢？因此，魯迅雖然擺出了激烈反傳統的姿態，甚至勸告青年人不要讀中國書，他自己的頭腦，卻依舊浸在中國文人的一傳統之中。

　　即便他靠著和許廣平的愛情，終於掙脫出舊式倫理規範的束縛，一旦他們同居了，建立起新的家庭，他在日常的家庭生活中，就還是不知不覺顯出了傳統文人的習慣。如果拿他當年鼓吹婦女解放的言論，來對照他和許廣平的同居生活，他自己大概也要承認有許多不符吧。看到他那樣固執地拒絕品嘗悲觀主義的苦酒，不是用理想主義來代替它，就是用虛無主義來沖淡它；看到他那樣依賴身外的精神價值，總是不斷去尋找集體性的社會和政治理想，來充作自己的生存依據；看到他那樣注重現實功利，幾乎凡事都以它為重，很少有超越現實的興趣和願望；看到他那樣害怕作社會的旁觀者和邊緣人，一旦發現自己被擠到了旁觀席上，就不自覺地想要重返中心——我才真正明白了，他身上的文人性有多麼深刻，在骨子裡，他其實還是一個文人，一個孔墨和莊子的血緣後代。他在一九二五年說：「中國其實並沒有俄國之所謂知識階級」，他自己也看得很清楚。

　　既然骨子裡還是一個文人，魯迅當然就難以承擔命運之神的重托。中國的文人是聰明的，也是敏感的，他們對自己置身的世道，從來都能看得很透徹，但是，他們又有一個致命的弱點，就是不願意長久地正視現實，不願意承認自己的真實命運。他們總要想出各種各樣的辦法，來消解自己對命運的真實感受，來減輕這感受對自己的精神重壓。在先秦時代，孔子式的理想主義，莊子式的虛無主義，就是其中較有效用的兩個辦法。兩千年來，一代一代的文人就是靠著這些被魯迅稱為「瞞與騙」的思想方法，度過連綿不斷的深重苦難，一直到二十世紀也還是如此。

　　在整個二十世紀人，中國人分明是遭遇了那樣一份悲慘的命運，戰亂，災荒，專制，腐敗，生態環境愈益惡化，精神活力日漸枯萎，似乎有一股巨大的慣性衝力，將整個民族和文化部推到滅亡的邊緣，而且這衝力還越來越大，簡直看不到有什麼東西能夠阻礙住它。可是，你看看這一百年來的中國思想史，幾乎大多數知識分子，都熱衷於鼓吹樂觀主義，似乎中國並非是沒人黑暗，而是在迎向光明，他們用各不相同的嗓門叫喊：前面不遠就是那「現代化」的天國，大家只要照我說的做，就一定能三步並二步地跳進去……當然也還有另外的知識分子；能看出這些叫喊的虛偽和淺薄，但他們大部避入了虛無主義，實際上是從另一個方向，中止了對中國人真實樟遇的緊張的探究。一部現代中國的思想歷史，竟幾乎全是這一類有意無意的隱瞞和逃避，在這個人人都閉上了眼睛的對代，魯迅能夠是例外嗎？

　　我原先以為他能夠。他如果深深地沉浸入自己的懷疑和悲觀，沉浸人他對個人、民族、社會和文化悲劇的獨特的體悟，不是急於推開命運的啟示，而是認真地諦視它，傾聽它，在心裡反復地咀嚼它，將全身心都投入對它的領會之中，他是不是就能向世人提供一種對現代中國歷史命運的既非樂觀主義，也非虛無主義的透徹的啟示，使我們後人在精神上少走許多、彎路呢？但我現在明自了，這其實還是妄想，魯迅不可能做這件事。二十世紀上半葉的歷史和現實條件，決定了中國還不會產生一種能夠將悲觀主義信仰到底，並且有勇氣將它發揚到底的人。

　　承繼著幾千年的苦難的記憶，又親身經受了一百多年的持續的沉淪，二十世紀的中國人仍然不能正視自己的命運，仍然只能用形形色色的樂觀主義——沒有對立物的挑戰，這些樂觀主義都不免淪為膚淺——來鼓舞和麻痹自己，以至到了這個世紀快要結束的時候，我們仍然不清楚自己是處在怎樣的境遇中，仍然在精神的曠野上茫然無措：我想，這大約也正是我們自己的「命」，是你我首先應該正視的吧。至少魯迅是以他一生的精神歷程，向我清楚地顯示了這一點。

　　一九九二年七月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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