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28)_學達書庫

二八

　　魯迅針對陳西瀅的「誣衊」，寫道：「三月十八日段政府殘殺徒手請願的市民和學生的事，本已言語道斷，只使我們覺得所住的並非人間。各種評論中，我覺得有一些比刀槍更可以驚心動魂者在。這就是幾個論客，以為學生們本不應當自蹈死地。那就中國人真將死無葬身之所，除非是心悅誠服地充當奴子，『沒齒而無怨言』。不過我還不知道中國人的大多數人的意見究竟如何。假使也這樣，則豈但執政府前，便是全中國，也無一處不是死地了。」

　　魯迅「為了忘卻的紀念」，寫了一篇《記念劉和珍君》。他寫道：

　　「我實在無話可說。我只覺得所住的並非人間。

　　四十多個青年的血，洋溢在我們周圍，使我艱於呼吸視聽，哪裡還能有什麼言語？長歌當哭，是必須在痛定之後的。而此後幾個所謂學者文人的陰險的論調，尤使我覺得悲哀。我已經出離憤怒了。我將深味這非人間的濃黑的悲涼；以我的最大哀痛顯示於非人間，使他們快意於我的苦痛，就將這作為後死者的菲薄的祭品，奉獻於逝者的靈前。

　　真的猛士，敢於直面慘淡的人生，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這是怎樣的哀痛者和幸福者？然而造化又常為庸人設計，以時間的流駛，來洗滌舊跡，僅使留下淡紅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在這淡紅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又給人暫得偷生，維持著這似人非人的世界。

　　我不知道這樣的世界何時是一個盡頭！」

　　從「三·一八」慘案中，魯迅深刻認識了三種人物：「一是當局者竟會這樣地兇殘，一是流言家竟至如此之下劣，一是中國的女性臨難竟能如是之從容」。

　　又從此得到了一種教訓：請願的事從此可以停止，許褚赤膊上陣的戰法不可再用，而應改用別種方式進行戰鬥。

　　慘案發生後，傳說魯迅被列在通緝的人之中，於是魯迅出外避難。避難生活很不安定，加之寫作的疲勞，使魯迅回到自己的寓所後，胃病發作，經過短時間的修養，身體狀況有了些改善。但不久後，北京的情形起了變化，軍閥吳佩孚和張作霖相繼來到了北京，1926年8月，魯迅與許廣平不得不離開北京，由津浦路乘車南下，再次來到了上海。

　　魯迅到了上海後，就和許廣平分手了；他們互相約定，兩年之後再相見面。許廣平由海路去了廣州，在廣州女子師範學校任教。魯迅離開上海，前往廈門，應廈門大學的聘請，擔任中國文學系教授兼國學院研究教授。他所教的課程是——《中國文學史》和《中國小說史略》。他本來打算在這裡住一兩年，編寫《中國文學史》稿，同時把廈大的文科振作一下，可是相信「有錢人說話」的校長——英國籍的中國人林文慶博士，是一個尊孔的買辦，既不懂得魯迅，也不懂得中國文學，他所要求的只是學者的皮，奴才的骨。

　　這裡的同事們也多是油滑淺薄、語言無畏、面目可憎的人物。下課之後，魯迅住在圖書館的樓上，同事們無可與交談者。現實的蕪雜狀態使他看了很難過，整天面對大海或翻開古書，四近毫無生人氣息，自不免感到孤獨寂寞，便開始了生活的回憶。北京未名社正在此時向他催稿，他便寫下了一些回憶童年生活的散文，後收入《朝花夕拾》。

　　在一次會議上，大家討論著文科的預算，校長主張削減經費，最後，竟搬出他的買辦式的格言來說：「現在是有錢人說話的時候。」魯迅聽了，摸出一枚兩毛的銀角子來往桌子上一拍，說：「我有錢，我也要說話！」在這樣的環境中，魯迅的一切言行，自不能不與學校當局相左。魯迅本「以北京為污濁，乃至廈門，現在想來，可謂妄想，大溝不乾淨，小溝就乾淨麼？」

　　12月31日，魯迅向廈大當局提出辭職。因為他「和廈大根本衝突，無可調和」！

　　在廈大，魯迅還是戰鬥了5個月的，不過缺乏戰友，戰線也就布不成，但依然留給了廈大青年以革命的種子。夏大研究新文藝之風從此盛行，在他離校之際，還引起青年的覺悟，發生了改革學校運動，有不少進步青年，後來還和他一同去了廣州。

　　這時中國正進行著偉大的革命，「北伐」勝利的消息頻頻傳來，魯迅經常帶著興奮的心情給許廣平寫信報告勝利消息。魯迅在廈大雖然感到有些孤軍作戰，但是他的戰鬥任務，客觀上是與整個革命的要求合拍的，他的辭職，正是一種陣地的轉移，他要到「革命策源地」的廣州去深入戰鬥的漩渦，糾集廣大的群眾來重新佈陣，而早已住在廣州的許廣平，也表示願作他「永久的同道」。同時，廣州中山大學已把聘書寄來，這樣魯迅便離開了廈門，於1927年1月18日，來到廣州。

　　魯迅是抱著許多新希望到廣州的。他想：「到中大後，也許不難選擇一並不空耗精力而較有益於學校或社會的事」，只要中大的文科辦得還像樣，他的目的就達到了。此外，他想「到廣州後，對於『紳士』們仍然加以打擊，至多無非不能回北京去，並不在意。

　　第二是與創造社聯合起來，造一條戰線，更向舊社會進攻，我再勉力寫些文字。」可是事實和他的希望相反，他覺得這「革命策源地」的廣州，現在已成為革命的後方，還不免是灰色的，並沒什麼徹底的改革，舊勢力仍然潛在著，他大失所望，他知道「不妙」了，他於是冷靜了下來，他要看清楚這事實的真相。

　　在中山大學裡，魯迅任文學系主任兼教務主任。

　　廣州的青年對魯迅景仰已久，現在他既然來了，自然希望他出來領導他們從事文藝運動和社會改革運動。

　　魯迅回答他們說：「我的年紀比較老一點，站在後面叫幾聲，我是很願意的，要我來開路，那實在無這種能力，至於要我幫忙，我或者有力可以做得到。現在我只能幫幫忙；不能把全部責任放在我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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