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18)_學達書庫

一八

　　1919年8月，魯迅在北京西直門內公用庫八道灣買了一所房子，結束了會館生活。並把母親和家裡人接到了北京，此後他們就和周作人一家人在北京定居下來了。

　　如魯迅在《故鄉》裡所描寫的，他這次回故鄉接母親及家裡人，所看到的景象大致上一樣。現在故鄉已失去了他想像中幼年時代的模樣，淒涼、蒼黃的天底下，沒有一點活氣。魯迅的母親特地托人帶了口信到鄉下，叫了與魯迅幼年時代一起玩耍的天真活潑的閏土。但是，閏土也變了，沉重的生活重擔，使魯迅看不出一點幼年時代的閏土了。他的身材增加了一倍；先前的紫色的圓臉，已經變作灰黃，而且添上了很深的皺紋；眼睛也像他父親一樣，周圍都腫得通紅，在海邊種田的人，終日吹著海風，大抵是這樣的。他頭上戴一頂破氊帽，身上只穿一件極薄的棉衣，渾身瑟索著；手裡拿著一個紙包和一枝長煙管，那手也不是記憶中的紅活圓實的手，它又粗又笨而且開裂，像是松樹皮了。苛稅、饑荒、多子、疾病、兵、匪、官、紳，把閏土折磨得簡直像一個木偶人了。這便是魯迅在《故鄉》中所描寫的閏土的形象。

　　這次離開故鄉，魯迅的心情很沉重，想起他和閏土幼年的生活時，他有些惘然。

　　「我與閏土隔絕到這地步了，」在小說結尾處，魯迅寫道：「但我們的後輩還是一氣，我希望他們不再像我，又大家隔膜起來，然而我又不願意他們因為要一氣，都如我的辛苦輾轉而生活，也不願意他們都如閏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願意都如別人的辛苦恣睢而生活。他們應該有新的生活，為我們所未經生活過的。」

　　「我想：希望是本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這便是魯迅從生活中得出來的結論。

　　魯迅在北京八道灣11號定居下來後，一面仍在教育部任職，一面繼續他的文學創作活動。在1920年的6月，寫成了短篇小說《明天》；七月又寫成短篇小說《一件小事》。

　　《明天》和《藥》在藝術風格上有些相似，在這篇小說裡，「也分明的留著安特萊夫式的陰冷」，但是，作者也未把那種悲慘渲染得十分厲害，並沒有過分地去描寫單四嫂子失去兒子的悲哀，卻用更多的筆墨「將舊社會的病根暴露出來，催人留心，設法加以療治」。讀了這篇小說，人們自然都要給予單四嫂子以深切的同情，而對於庸醫何小仙，流氓藍皮阿五之流則產生了極大的憎恨。但追根究底，如果去尋求造成單四嫂子的不幸原因，這就不能把某一種罪惡的行為簡單地歸之於個人，而必須譴責那產生這一種罪惡的社會了。

　　《一件小事》完全是另一種寫法。

　　從這篇小說看來，在藝術風格和形式上，和契訶夫的短篇小說是頗有一些相似的。但是，如果從內容上來考察，就對於勞動人民的態度來說，魯迅似乎是更為明確的；魯迅的現實主義和他以前的古典作家比起來，也似乎是更有目的，更有理想的。

　　作者寫這篇小說，選用了第一人稱，通過充滿著激情的「我」來表示自己對於上流社會，對於知識分子，以及對於勞動人民的各不相同的態度。在整篇小說裡，抒情的氣氛是很濃的；作者的愛憎是分明的，這篇小說中的所謂「我」，當然不能看作是作者自己；但是，在這個「我」中，不可否認，也可能有作者自己的影子在內。作者選用第一人稱，顯然是為了更便於直接地表示自己的態度。作者對於上流社會的虛偽和腐朽是蔑視的。當時的「耳聞目睹所謂國家大事」，這一切「只是增長了我的壞脾氣，——老實說，便是教我一天比一天的看不起人」。但是「一件小事」，「卻于我有意義，將我從壞脾氣裡拖開，使『我』不能忘懷」——那就是這篇小說裡所描寫的關於人力車夫的事蹟。作者把這位人力車夫攙扶跌倒的老婦去到警察分駐所的正直的行為，和不相信勞動者，輕視勞動者的知識分子的觀望與懷疑對比之後，寫道：「我這時突然感到一種異樣的感覺，覺得他滿身灰塵的身影，刹時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須仰視才見。而且他對於我，漸漸地又幾乎變成一種威壓，甚而至於要榨出皮袍下面藏著的『小』來。」這是一種鮮明的對比。在這篇小說的結尾，作者十分激動，他滿懷著熱情，對於勞動人民，他表示出崇高的敬意，他寫道：「這事到了現在，還是時時記起。我因此也時時熬苦痛，努力的要想到我自己。幾年來的文治武功，在我早如幼小時候所讀過的『子曰詩雲』一般，背不上半句了。獨有這一件小事，卻總是浮在我眼前，有時反更分明，教我漸愧，催我自新，並且增長我的勇氣和希望。」

　　1920年的秋季，魯迅到北京大學中國文學系教《中國小說史》，從此魯迅不但以他的文章和廣大讀者接觸，他本人也走到青年學生群中來了。

　　每逢星期二上午，在沙灘紅樓北京大學的課堂上和廣大青年見面的時候，魯迅都要受到熱烈的歡迎。

　　教室裡和教室外都擠滿了學生，這裡包括校內的和校外的，正式的和旁聽的。他講《中國小說史》，雖然事前印發了講義，而他卻不是簡單地照念，而是按著講義的論點，加以發揮。他經常穿一件黑色的舊布長袍，不常修理的頭髮下面露出方正的前額，兩條粗濃的眉毛平躺在高出的眉棱骨上，眼窩微向下陷，眼角也微向下垂，濃密的短須掩著他的上唇，這一切都令人看不出有什麼奇特的地方。他說的是帶有紹興方言音色的普通話，聲音安詳有力，手勢、表情也都是那麼平靜，可是，教室裡卻不時爆發出笑聲。他把那蒙著歷史灰塵的古代人物，通過每一件具體事實，顯示給聽者，他不單是講解《中國小說史》，而且是在解剖中國的社會和歷史。魯迅講授完《中國小說史》後，又講了一個時期的文學理論。在北京大學講課的日子裡，魯迅和青年們建立了深厚的友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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