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傳(39)_學達書庫

三九

　　§三、暢所欲言

　　梁漱溟清楚地認識到，作為獨立的、在野的知識分子，在任何當權者眼中都是一種叛逆，將來共產黨執政，怕是更難容他說話，但他的性格又不允許他去依附於當權者，去說一些違心的話。他已經意識到他在生命的未來歲月中無法避免的悲劇。雖然已為此只發言而不行動，並脫離了組織，但在發言時仍然無所顧忌，暢所欲言，透露出高度坦達的儒者風度。

　　1949年1月20日，蔣介石因眾叛親離、四面楚歌，只好通電下野，讓位于李宗仁。當天的《大公報》上就發表了梁漱溟早已完成的長文《過去內戰的責任在誰？》。文章政治傾向明顯，在歷數眾多事實後，梁明確指出國民黨特別是蔣介石必須承擔挑起內戰的責任。該文言辭極富挑戰性，在當時國民黨仍具強大勢力的環境中，不能不說是十分大膽了。特別蔣介石雖然下臺，但在黨內勢力未倒，實質是「垂簾聽政」的太上皇。梁的親友都為他的生命安全擔心，梁自己卻毫不在意，結果他並沒有出什麼事。

　　李宗仁新官上任，立即展開「和平」攻勢，表示「決本和平建國之方針，為民主自由而奮鬥」，並聲稱願意就和平問題與中共重新談判。他指派邵力子、張治中等五人為和談代表，並電邀李濟深、章伯均、張東蓀等民主人士充任調解人。對梁漱溟也再三邀請，但梁都婉言拒絕，只是向李宗仁提了一些建議，同時勸李也應隨時準備引退，不要做蔣介石的替罪羊。

　　歷史是公正的，它再次重演了過去的一幕。不過此時和談主動權已掌握在中共手中，對於李宗仁的和平攻勢，中共一方面表示了寬容，一方面又堅持原則，提出了八項和談條件，其中就包括懲辦戰犯問題。

　　對於中共方面的要求，國民黨方面表示難以接受。

　　梁漱溟也不滿意，他認為如果不談戰犯問題或許更容易達成和平協議。他又一次出來暢所欲言，以期解決和談中的難題。

　　首先，梁漱溟滿腔憤慨地責問國民黨當局：「試問連續三年大戰，烽火蔓延數百萬方裡，前線將士死多少？戰區無辜人民死多少？全國各界直接間接所受苦難者有多少？今天一旦你們打不下去，又由你們口裡說要和平。把國家害到如此地步，把人民害到如此地步，即不說罪，亦是莫大過失。你們對這過失，竟不負責嗎？然而一提到和平條件，你們什麼都可以讓步，獨只有你們自身不容損傷一點，戰犯問題不能接受，好像天下人都有罪，只你們無罪！好像天下人都該死，只有你們萬萬死不得！好漢做事好漢當，你孫科如果有勇氣，應當向國人請求把一切罪過一人承擔起來，自殺以謝天下！」

　　之後，梁漱溟則話鋒一轉：「我倒不主張由共產黨把一切國民黨人捉來審判治罪，事實上亦捉不到，而且，這麼做好像一切是非皆隨勝負而定，成則諸候敗則囚，亦沒有意味。」隨即，梁漱溟提出了三條具體建議，要求國民黨要員引咎辭職、閉門思過；共產黨也應停止內戰，同時也應為內戰之發生負責；公推公正人士公開審判，即為定讞。

　　梁漱溟不自覺中又重演了前次折衷方案一事中的角色，置國共雙方的方案於不顧，另立自己的方案。

　　他出發點是爭取和平，但在中共看來，無疑是替國民黨開脫罪責；而國民黨又認為他站在共產黨的立場上討伐自己。梁漱溟自以為不偏不倚卻招至雙方的怨恨，這何嘗不是中國知識分子議政所固有的悲慘結局。梁漱溟又何嘗不明白這些，只是他一旦認定自己正確後就一定要說出來，這正是中國知識分子議政的悲慘結局的癥結所在。

　　事隔不久，梁漱溟又發表了《敬告中國共產黨》，「鄭重請求中國共產黨，你們必須容一切異已者之存在」，「千萬不要重蹈過去國民黨的覆轍」，要求糾正對中間路線和自由主義者，即他這種人的批判。並要求共產黨放棄武力，稱「若以舊日『替天行道』的觀念來革命，那是不懂革命的」。如果中共堅持使用武力，即使統一全國，也不會有真正的和平。一言可以興邦，一言也可以毀國。梁漱溟的話或許有些道理，但顯然已失去了客觀和冷靜。他公開袒護國民黨不算，還對共產黨的革命理論公開譏諷，稱之為「替天行道」，在當時的形勢下，的確起到了很大的負作用。

　　出於對梁個人的尊重與愛護，共產黨並沒有追究此事，只是不聞不問，不聽取他的建議。但在學術上，立即有不少左翼人士對梁進行反判，指責他不懂馬列而對社會主義、對共產黨妄加評論，其態度是不科學的，也是不負責任的。這擊中了梁漱溟的要害，因為這句話正是他經常用來批評別人的。他頓時啞口無言，知道再說什麼也沒有用，便聲明自己三年內只發言不行動，不在組織中。同時拒絕了中共請他參加新政議的邀請，退回到重慶勉仁書院的書桌旁，繼續他的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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