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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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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黨派之爭與統一建國同志會 在梁漱溟看來,抗戰最大的問題不在於軍事而在於政治。中國若要取得抗日的勝利,必須結束目前這種各自為政、一盤散沙的局面,即必須結成抗日統一戰線,而聯合最大的困難就在於黨派之爭。 對於黨派問題,梁漱溟有自己獨特的認識。基於他對中國社會的分析和傳統文化的看法,中國向來只有職業的分途而並沒有形成真正意義的階級,因而並不存在政黨存在的條件。中國政黨的存在僅僅是因為外部條件的引發。因此,中國的政黨之間並沒有根本的利益衝突,根本不需要刻意模仿外國的政黨制度。 無論是多黨制,還是一黨制都不適合中國國情。照此推理下去,梁漱溟得出的結論是中國政黨應該聯合,這種制度既非一黨制,又非多黨制,而是一中有多,多中有一。具體做法是選擇個別政黨作為第一重組織,所有黨派聯合結成第二重組織,其中第一重組織做為黨上之黨。梁稱之為「二重組織」說。 但梁的主張卻得不到各黨派的支持。中國共產黨雖然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最早倡導者,但卻堅持獨立自主原則,強調既有團結又有鬥爭,自然無法接受大國民黨主義。而國民黨也對梁的設計不滿意,不願在黨派聯合體中看到獨立的異己存在。因此,當梁將自己的主張寫成《抗戰建國中的黨派問題》寄往《大公報》發表時,卻被新聞檢查機構扣壓。梁經過一番爭取仍無法見報,只好將手稿分送給各黨派領導人看。 梁漱溟並不因此氣餒,他十分想就黨派問題與各方領導人交換意見。但蔣介石行蹤不定,往往是梁在成都時蔣在重慶,當梁趕到重慶時蔣又飛往桂林。梁無奈之下便轉向共產黨方面。 10月26日,梁漱溟前往曾家岩56號,與中國共產黨的參政員陳紹禹、秦邦憲、林伯渠、董必武會唔。對於梁的主張,陳秦等人表示原則上贊同,但另一方面又重申了自已的一貫原則,表明中共決不單方面放下武器聽憑國民黨的擺佈。 梁漱溟對於兩方面的答覆都不滿意,卻自知無法勸動他們。於是,他就萌發了聯合國共兩黨之外的民主人士成立一個中間團體的想法,想藉以斡旋于國共之間,為統一進程努力。 當時,梁平日所熟識的第三派代表人物如黃炎培、晏陽初、李磺都在成都。梁漱溟說明了自己的第三派聯合起來的主張後,他們都十分支持。於是,梁、黃等人便又多邀了一些朋友商議,決定將這一組織定名為「統一建國同志會」,並起草了同志會的簡章和信約。 11月下旬,梁漱溟與左舜生、李璜、羅隆基、羅文幹、沈鈞儒、黃炎培、張瀾等人集會,討論通過了簡章和信約,初步建立了組織系統。為了避免國民黨方面的阻撓,他們將信約托張群轉呈最高當局,並推舉梁漱溟和黃炎培面見蔣介石,陳說一切。 11月29日,黃炎培因有事,只有梁漱溟一人去見蔣介石,梁解釋說建國同志會是為解決黨派之爭而成立的第三者組織,只在國共兩黨外說一些對政府有利的公道話。在審查了同志會的簡章和信約後,蔣並沒有表示反對意見,於是,建國同志會就較順利地成立了。 但現實又給梁漱溟上了生動而又痛苦的一課,像統一建國同志會這樣一個結構鬆散,缺乏內在約束力的聯盟,是不可能團結一致,起到梁預期的目的的。 1940年4月,國民參政會開會時,梁漱溟起草了《請厘定黨派關係,求得進一步團結,絕對避免內戰、以維國本案》的提案,但許多人怕惹麻煩,不敢署名。 最後只有梁的幾個老朋友幫忙,提案才得以通過。 經過這次參政會的考驗,梁漱溟看清了同志會的現實,因此不再熱心,同志會也逐漸解體,加上5月大轟炸,同志會的人士紛紛逃離重慶,失去了聯繫,也只有不了了之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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