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和林徽因 26.最後的信

26.最後的信(1)

　　1948年3月31日，是思成和徽因在渥太華結婚的20周年。一些親密的朋友們和梁家一起在他們清華園的家中舉行茶點慶祝會。徽因即席做了關於宋朝都城的報告使大家都很驚奇。但是老金卻很替「新郎和新娘」擔心。徽因的刀口曾裂開了差不多一英寸，正在用鏈黴素進行治療。同時，老金寫道，思成自己是非常的瘦，從星期一到星期五在清華擔任著非常繁重的課程，而「每天的生活就像電話總機一樣——這麼多的線都在他身上相交」。

　　那一年是清華建築系建系的第二年，就讀的學生自然只有一二年級的學生，共計41人。思成負責講授主要的歷史課，先敘述西方建築的演變，接著就講中國建築史。他還參加一周兩次的建築評圖課。1948年5月他在清華的第一年快結束時寫信來說，「我從來不大喜歡教書。我寧願做研究工作。但學生們的作品補償了我。一般來說他們都很聰明和專心，總的來說我是滿意的。但它使我忙得要命，並使我無法進行研究工作。這真是一個矛盾。」

　　在內戰期間野外考察當然是不可能的了，他的營造學社自從遷回北京以來還沒有搞出一個工作計劃。而且，他在美國的幾個月已使他研究城市和建築學的因素的興趣增強。這些考慮促使他把建築系改組成兩個部分——建築和城市規劃。克拉倫斯·斯坦因為新的專業捐贈了供教師和學生用的二百冊圖書。

　　思成一定很希望能有時間研究這個新的領域及其對中國的應用。他的眼光超越了當前建設的迫切需要。他優先考慮的是為他的人民提供一個能夠居住的健康的總環境。他要保證他的學生不僅僅是在技術上過硬，他們必須深刻理解人類對於美、舒適、空間、健康、安全以及睦鄰關係的需求。

　　1948年，一位新朋友進入了梁家的生活。林洙是一個剛剛從上海的中學校畢業的年輕姑娘。她到北京來是想進清華念書，她父親給徽因寫了一封介紹信。她根據對梁氏夫婦的最初印象把他們描繪得栩翎如生，同時也使我們對這位作家在她這麼小的時候有個初步印象：沉默而靦腆，聰明而敏感。她成為梁家的密友是毫不奇怪的。

　　「我想著要去見梁思成夫婦這兩位赫赫有名的大人物，心中不免忐忑不安，我和他們談些什麼呢？我還從來沒有單獨和父輩的人打過交道呢。但是，真的見到他們之後，我所有的顧慮都消失了，林先生熱情地為我安排在吳柳生教授家借住。當她知道我的學業英語最差時，又主動提出為我補習英語，並規定每週三五兩次。因為我不善交談，所以最怕和生人打交道，但是去看林先生，我只要帶著耳朵去就行了，她是那麼健談又有風趣，我除了不時發出咯咯的笑聲外，再也插不上嘴。她是我一生中所見到的女子中最美、最有風度的。當然，我見到她時她已是四十多歲的人了，病魔已把她折磨得只剩下一把骨頭。但是一旦和她接觸，實體的林徽因就不見了，你所感受的只是她的精神，她的智慧與美的光芒，我常常陶醉在對她的欣賞中。

　　「那時她的健康狀況極壞，下午常常發低燒，還堅持教我這個不用功的學生，我感到十分內疚。但是她又是那麼吸引我，使我不願放棄每次可以接近她的機會。我們總是在下午三點半開始上課，四點就開始喝茶。梁先生在家時就和我們一起喝。有時候賓客滿堂。當客人不多時，林先生就給我講北京城的規劃，談建築，或者談文學藝術仿佛從不考慮我那時還是個『建築盲』，與她相比簡直是個無知的孩子。而就在這種閒談中使我多少增加了對建築的知識，並對建築發生了興趣。

　　「有一天，林先生問我北京的古建築都看了哪些。我說城裡的基本都看過了。

　　「她又問我最喜歡哪幾處，我說最喜歡天壇和太廟，因為天壇經過長長的神道到達仰視晴空的潔白的圜丘真正給人以通向天堂的感覺；太廟門內的大片古松是那麼寧靜肅穆。

　　「聽到談太廟的古松，林先後忽然笑著問我聽過她和梁先生逛太廟的故事嗎？我搖搖頭，於是她說：『那時我才十八九歲，第一次和思成出去玩，我擺出一副少女的矜持，可是進了太廟的大門不久，他卻咕嚕一下，爬到樹上去了，把我一個人丟在下面！真把我氣壞了。』我回頭看看梁先生，他正挑起一支眉毛調皮地一笑說：『可你還是愛上了這個傻小子。』他們都笑了，我也早已笑得前仰後合。又有一次林先生講完了英語問我對哪個學科有興趣時我說我愛好文學，但自知不是這塊料，所以也不準備向這方面發展，只是愛好而已。她又問我喜歡哪個作家的作品。我說國外的太多了，但是中國的作家我只喜歡沈從文的，其次是曹禺的劇本。她聽了非常高興，滔滔不絕地和我談論沈從文的作品，並說現在這祥對待沈從文是不公正的。解放區著名的作家趙樹理的作品就受沈從文的影響很深，她介紹我讀一讀趙樹理的作品。解放初期我逐步認識共產黨正是從趙樹理的作品開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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