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和林徽因 25.擔驚受怕的日子

25.擔驚受怕的日子(1)

　　儘管思成遠在美國，清華大學建築系還是成立了。早在戰爭結束後的兩個月，他就邀請了他在重慶時的助手吳良鏞來系執教。此前他已為他的系挑選了他在李莊時的三位最親密的助手——劉致平、莫宗江和羅哲文。這四位年輕人都要等候長江的下水船上的艙位去上海然後再北上去北京。吳良鏞是第一個到達上海的。當時思成正在上海等待橫跨太平洋的航行，要求吳良鏞儘快趕到清華去開課，如果遇到困難，可以找徽因幫忙。

　　吳良鏞於1946年底到達北京。其他從李莊來的三人在1947年初到達南京，就住在南京博物館，直到開灤礦務局一艘開往秦皇島的船同意帶他們走。他們從那裡又坐火車到天津，然後到北京，最後總算到達了清華。他們都立即和吳良鏞一起教建築設計，劉致平兼教建築結構，而熟練的藝術家莫宗江則兼教水彩畫。劉致平是思成在瀋陽的第一班高材生，以後這些年來一直和他共事，被任命為副教授，一年後又升任教授。

　　徽因雖然家務纏身並且大部分時間都在臥床休養，對於建築系的成立和運轉仍然起了重要作用。她在瀋陽時曾親身參與了東北大學建築系起始階段的工作，這就使得她的建議顯得十分寶貴。她讓吳良鏞等人有問題可以找她。

　　思成仲夏時節目美國返回時，雖然家事多有煩心，他的公事卻是井井有條。他回歸的喜悅被徽因發低燒所沖淡，她的發燒使醫生所建議的手術無限期地耽擱下來。他們此前已經發現她的一個腎嚴重感染。與此同時侵襲肺部的結核使她呼吸異常困難，以致使用麻醉品的問題提了出來。然而如果腎臟手術真能施行，消除一個感染源或許碰巧能夠在某種程度上改善她的健康狀況。

　　思成又恢復了他作為她的護士、知心人和安慰者的角色，盡可能抽出時間來陪伴她。他當然是多次被邀請去做關於在聯合國的諮詢工作和美國之行的其它方面的公開講演。其中一次特別有影響的講演題目叫做「技術和人文」，他強調了社會和文化因素在建築學中的重要性。隨著新學年的開始，管理和教學的需求使得公私事務都更加繁忙了。

　　他在美國為親友們匆忙購買的禮物在他到達北京之後一段時間才運到。徽因本來期望能得到一些精緻的服裝、五顏六色的紡織品和漂亮的小擺設來酬謝一些熱心的朋友，卻吃驚地發現他買的大部分都是些美國的電子小玩藝，是用來安慰和豐富她的病床上的生活的。她描繪當時的情景說：「在一個莊嚴的場合，梁先生當眾向我展示了能自由折疊、組合和拆裝的裝置，我坐在床上倚著一個可以調整的靠墊，身前裝著活動的讀寫架，錄音機插在接好室內普通電源的變壓器上，一手拿著放大鏡，一手拿著擴音器，要做出一副無憂無慮的摩登時代的女郎模樣，活像查理·卓別林使用一台靈巧的機器啃玉米棒子。」

　　後來她又補充描繪了那台錄音機：「是的，我們是聽了錄在盤裡的問候詞。但我必須說它們是亂了套的。思成的聲音就像梅貽琦先生，慰梅的聲音像費正清，而費正清的喉音近似于保羅·羅伯遜。毫不奇怪地，所有講話中最好和最清楚的是阿林納的。我為我的收藏中有了一位職業演員的『廣播講話』很自豪。直到現在，這台錄音機還沒有派上它原來設想的用場，只是讓孩子們在有聚會時錄點歡聲笑語。我的感覺就像乾隆皇帝接受各種外國鐘錶時的那種情形。我敢說他一定讓他的嬪妃們玩了好一陣子。」

　　但是大家都讚賞思成買的小型克勞斯萊牌汽車。在辦完沒完沒了的通過中國海關和上牌照的手續之後，它成了全家特別是徽因的天賜禮物，她可以以從前無法想像的輕鬆被載去訪友或把朋友接來看她。

　　秋涼以後徽因的身體狀況有所改善。醫生們決定採取初步的措施看她能不能承受腎臟手術。她在10月4日從北京的醫院病房裡給我們寫信說：「我還是告訴你們我為什麼又來住院吧。別緊張。我是來這裡做一次大修。只是把各處的零件補一補，用我們建築業的行話來說，就是堵住幾處屋漏或者安上幾扇紗窗。昨天傍晚，一大隊實習醫生、年輕的住院醫生，過來和我一起檢查了我的病歷，就像檢閱兩次大戰的歷史似的。我們起草了各種計劃（就像費正清時常做的那樣），並就我的眼睛、牙齒、雙肺、雙腎、食譜、娛樂或哲學建立了各種小組，事無巨細包羅無遺，所以就得出了和所有關於當令世界形勢的重大會議一樣多的結論。同時，檢查哪些部位以及什麼部位有問題的大量工作已經開始，一切現代技術手段都要用上。如果結核現在還不合作，它早晚是應該合作的。這就是事物的本來邏輯。」

　　她從對她自己身體的品評轉向對她臥床的西四牌樓中央醫院房子的議論。「這是早期民國建築的傑出創造。一座集民國、袁世凱式、外國承包商、德國巴羅克風格於一體的四層建築！我房間裡兩扇又高又窄的正式窗戶朝向南面，可以俯視前院，由此人們能想見1901年的老式汽車和四輪馬車以及民國初年的中國權貴點綴著水泥砌成的巴羅克式的臺階和小徑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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