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和林徽因 18.離昆他遷(3)

18.離昆他遷(3)

　　思成在信中說，李莊的生活「是很難向你描述也是你很難想像的：在菜油燈下，做著孩子的布鞋，購買和烹調便宜的粗食，我們過著我們父輩在他們十幾歲時過的生活但又做著現代的工作。有時候讀著外國雜誌和看著現代化設施的彩色繽紛的廣告真像面對奇跡一樣。昆明的氣候和景色非常可愛，使我們很喜歡。四川就很糟糕。我們居於長江上游一條不太吸引人的支流旁。南遷以來，我的辦公室人員增加了一倍，而我又能籌集到比過去兩年中所得到的還要多的資金。我的薪水只夠我家吃的，但我們為能過這樣的好日子而很滿意。我的迷人的病妻因為我們仍能不動搖地幹我們的工作而感到高興。」

　　李莊來信所反映的比它字面上所講述的多得多。大大小小和形形色色的信紙，多半是薄薄的、發黃髮脆的，可能是從街上帶回來的包過肉或菜的。有時候也有朋友給的寶貴的藍色信紙。但共同的是每一小塊空間都使用了。天頭地腳和分段都不留空，而最後一頁常常只有半頁或三分之一頁，其餘的裁下來做別的用了。而那仍在使用的信封上貼的郵票的數目使人懂得，當時即便不出中國，通信有多貴——因此也有多倉促。這也說明為什麼一個信封裡常常裝著多日以來為郵資的一次大揮霍積下的好幾封信。

　　教育部——也許是中央研究院——可能希望李莊成為學者們不受戰爭干擾進行工作的避風港。徽因在1941年8月的信中作了辛辣的評述：

　　「即使我幾乎是100%的肯定日寇決不會把炸彈扔到這偏遠的小城鎮李莊來，可是那一個小時前就在我們頭頂上以那種無可名狀的轟鳴聲飛過的27架飛機仍然使我起雞皮疙瘩——一種害怕在任何時候可能被擊中的奇怪感覺。它們向上游飛去了，轟炸了什麼地方，或許是宜賓，現在正以那種威脅的轟鳴聲和致命的目的性從我們的頭上緩緩飛過。我要說的是這使我感到噁心，然後我意識到我已經病得很厲害，而這不過是讓我一時間裡病得更厲害，體溫有些微升高，心臟不適而心跳加速。在今天中國的任何地方，沒有一個人能夠遠離戰爭。我們和它聯成了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不管我們是否實際參加打仗。」

　　他們現在「幸運地有了一個又好又忠實、年輕而又好脾氣的農村女僕」。她唯一的缺點是精力過於旺盛。「如果在五口之家中只有七個舊枕頭套和差不多同等數目大小和質地不同的被單，而街上白布又是和金葉一樣地不可能買到，你就不會喜歡為一半的被單和兩個枕套在一次認真的洗滌以後成了碎片而感到驚訝。你也不會喜歡看到每次洗滌後一半的襯衫扣子都從襯衫前片上搭拉下來而舊襯衫洗完後就爛得不成樣子。現在任何一件襯衫都要值四十元甚至更多。對於食物和落入這個女僕手中的器皿也是同樣。當然我們儘量使用不碎的，但實際上沒有什麼是不碎的，而一切都是那麼昂貴或是無法替換的。

　　「思成是個慢性子，喜歡一次就做一件事情，對做家務是最不在行了。而家務事卻多得很，都來找尋他，就像任何時候都有不同車次的火車到達紐約中央火車站一樣。當然我仍然是站長，他可能就是那個車站！我可能被軋死，但他永遠不會。老金（他在這裡呆了些日子了）是那麼一種客人，要麼就是到火車站去送人，要麼就是接人，他稍稍有些干擾正常的時刻表，但也使火車站比較吸引人一點和站長比較容易激動一點。」

　　老金在信的最後也寫下了他的表白：「面對著站長，以及車站正在打字，那旅客迷惘得說不出任何話，也做不了任何事，只能眼睜睜地看著火車開過。我曾經經過紐約的中央火車站好多次，一次也沒看見過站長，但在這裡卻兩個都實際看見了，要不然沒準兒還會把站長和車站互相弄混。」

　　但思成（一如既往地靠他的鋼背心支撐）在這一頁下邊加注說，「現在該車站說話了。由於建築上的毛病，它的主桁條有相當的缺陷，而由協和醫學院設計和安裝的難看的鋼支架現在已經用了七年，戰時繁忙的車流看來已動搖了我的基礎。」

　　營造學社在李莊的總部是一座簡單的L形平房農舍，它的長臂是南北走向。這一臂的一側從南到北是一個打通的工作間，備有供畫草圖和寫作用的粗糙桌凳。對面是女僕的房間、儲藏室和三個初級研究人員的臥室排成一行。走過一條狹窄的走廊，就是向東延伸的L形的短臂。一穿過走廊就是兩間臥室，一間是外婆和寶寶的臥室，另一間是兒子的。再過去就是梁氏夫婦的兩間房，一間臥室、一間書房，這就是短臂的全部了。他們的房子是朝南的，窗外是濃蔭覆蓋的、賞心悅目的一個院子。徽因的帆布床就安在這間房裡（大家睡的則是光板和竹席）。對面，在L形長臂的西邊，是一處更大的天井，大部分是參天的樟樹，點綴著小叢的香蕉林。在院落中還散落著一些小平房，一間做廚房，遠些的一間是食堂，留出些地方給莫宗江睡覺，最遠的一處則是戶外廁所。

　　工作間的佈置和裝修是沿著當年工作間在北京皇官院裡的時候策劃的營造學社正規道路上前進了一大步。劉敦楨安家的地方離得不遠。思成多年的初級助手莫宗江、劉致平和陳明達都可隨叫隨到。思成寫信來說，他「這些日子就想寫出一本可推廣的『中國建築史』。老金1941年11月底從李莊發出的一封開玩笑的信件順便暗示了思成已經開始著手搞他設想中的這部歷史：「他仍然和過去一樣，在上班之前和之後遛遛達達，而上班時他的主要工作則又要寫中國建築簡史又要管理研究所的財務。他作為歷史學家的責任有些不同尋常：他要烤麵包、砌爐灶、秤煤和做各種家務事，如果他有一天忽然光身一人被扔到美國去，他的日子會過得不錯，也許比現在還要好，就跟著美國人的樣子做個洗衣工。」

　　至於徽因，老金報告說，「她是全身都浸泡在漢朝裡了，不管提及任何事物，她都會立刻扯到那個遙遠的朝代去，而靠她自己是永遠回不來的。」至於他自己，那個邏輯學家，他對待通貨膨脹有一個哲學家的觀點。「在這困難的年月裡，重要的是要想一想自己擁有的東西，它們的現金價值是如此驚人，人們就會覺得自己已很富有；同時人們一定盡可能不要去想那些必須購買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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