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榮桓傳(133)_學達書庫

一三三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四日，由葉群導演的這一幕鬧劇發展到了最高潮。她親自出臺，在京西賓館召開的總政治部一次會議上指名攻擊羅榮桓「反黨」、「反毛主席」；並通過全軍文革小組工作人員之口在向群眾解答問題時，把羅榮桓和已被貶黜到福建的譚政並列為在總政工作做得較少、較差的主任。接著，羅榮桓長期領導的總政治部被林彪一夥打成了「閻王殿」而「徹底砸爛」。

　　時間是最公正的審判官，林彪一夥早已被釘上歷史的恥辱柱，而羅榮桓的高風亮節，隨著歲月的推移，越發顯現其璀璨的光輝。人們在十年動亂中見識了林彪「萬歲不離口，語錄不離手，當面說好話，背後下毒手」的醜惡嘴臉之後，在經歷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破除了兩個「凡是」之後，便更加懷念羅榮桓這一位曾經挺身而出，同林彪進行原則鬥爭的先驅者。

　　§實事求是，發揚民主

　　羅榮桓所以要肖華以總政名義向中央寫報告，提出按組織系統反映對地方工作的意見，其基本精神是要發揚党的民主作風。他的建議雖然被林彪粗暴地否定了，但他仍然堅持這一基本精神。

　　一九六一年五月，全軍管理教育工作會議在京召開，羅榮桓作了重要講話，著重講了機關、院校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些問題。

　　同這次講話可以稱為姐妹篇的是這一年六月六日他在政治學院的一次座談會上的講話。兩次講話內容相近，而後一次講話由於範圍小，不拘形式，問題談得更加深入。

　　羅榮桓這時所以注意到了機關、院校，同當時許多單位內民主生活不正常有密切關係。自從廬山會議錯誤地批判了彭德懷之後，各機關、院校也開展了「反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使用大鳴大放、大字報或小字報的方式，把一些實事求是反映農村情況、對「左」的東西提出批評和疑問的幹部打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這就使許多幹部不敢講話，心情不舒暢，嚴重削弱了黨內的民主生活。針對這一情況，他這兩次講話的主題就是，實事求是，發揚民主，讓人講話。

　　當時，在幹部中經常議論的話題主要是農村形勢。有些人認為，農村形勢不好，刮五風，中央也有責任。但有些幹部則認為這種態度是「右傾」，有點象右派進攻。一扣這個帽子，大家便不敢說話了，但口服心不服，思想不通。針對這一情況，羅榮桓在講話中明確指出：中央有沒有責任？農村搞得那樣，中央老早就承認有責任，沒有登報就是了^①。中央搞了「十二條」還不行，又搞「六十條」^②就是承認有責任。中央並沒有把責任都推到下面去，主要是中央負責。

　　①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由毛澤東起草的中共中央對《甘肅省委關於貫徹中央緊急指示信的第四次報告》的批示中寫道：「毛澤東同志對這個報告看了兩遍……他自已說，他是同一切願意改正錯誤的同志同命運、共呼吸的。他說，他自己也曾犯了錯誤，一定要改正。」

　　②指一九六一年三月，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討論和規定的《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五六月間，中共中央在北京舉行的工作會議上，又對此條例進行了修改，形成此條例的修正草案。一九六二年九月，在八屆十中全會上通過了此條例的修正草案

　　羅榮桓這一實事求是的看法對於那些敢於講真話的同志無疑是一個支持和解脫。

　　當時，中共中央在肯定「三面紅旗」的前提下，正在逐步糾正一平二調、刮共產風等「左」的錯誤。對於這種糾正，羅榮桓積極擁護。他在這些講話中，依據中共中央文件的精神，具體分析了「三面紅旗」中存在的問題。

　　關於總路線，他在肯定多快好省口號的同時，又著重指出：問題是在執行中間只講多快，不講好省。在工業方面，戰線拉得很長，只講產值，不講規格品種。在農業方面也是這樣，比如興修水利，只講多修，不講配套。

　　關於「大躍進」，他認為，許多指標過高了。「什麼衛星田，一畝五萬斤，就是那樣吹起來了。」他說，大躍進要有個邊，不能沒有止境，不能不講條件。

　　關於人民公社，他針對公社的「一大二公」指出：「共產主義風格也要有一個邊，不計報酬的勞動不對。」「大肆宣傳不計報酬的勞動，不促成平均主義、一平二調才有鬼呢！」

　　他認為，這幾年許多幹部所以思想不通，除了在進行思想教育時沒有實事求是地分析形勢，講清楚存在的問題以外，另一個原因就是思想鬥爭過火。在兩次講話中，他都具體分析了思想鬥爭過火的具體表現。

　　他首先講了「大鳴大放大字報」。這是毛澤東在反右派時提倡的，稱之為「大民主」。然而，歷史，尤其是後來十年動亂的歷史卻證明，它非但不是什麼民主，而且嚴重破壞了人民群眾和革命隊伍中的民主生活。當時羅榮桓還不可能提出廢止「大民主」的問題，但是認為應該嚴格限制其使用的範圍。他大聲疾呼：進行思想教育動不動貼大字報就是受不了！他明確指出：在經常的思想工作中，在解決思想問題時，不能採用大鳴大放大字報的方式，應該搞得細緻一點，和風細雨，細水長流。應該提倡在幹部之間開展談心活動。

　　他還分析了關於思想批判從嚴、組織處理從寬的問題。這是毛澤東提出的一個對待犯錯誤的同志的原則。然而，在當時「左」的思想影響下，不僅把堅持實事求是說成是「右傾」，而且還把「批判從嚴」搞成了打棍子、戴帽子和抓辮子。羅榮桓在政治學院十分沉重地說：「過去打擊面太大了，抓住一兩句話就整人家。不出問題則已，一出問題就算總帳，這樣搞哪個人能受得了？因此傷了感情了。」羅榮桓認為，對批判從嚴有必要作正確解釋。他說：「所謂從嚴，不是一上來『連珠炮』一轟，弄得犯錯誤的同志暈頭轉向。對於思想錯誤要具體分析性質、根源，要看一個人的本質，不要把每一句話、每一個現象都羅列起來，不要採取圍攻的形式，不要算總帳。這樣效果不好。」

　　在總政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五日的部務會議上，他還說：「要很好研究執行中央『處理從寬』的方針。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方針。毛主席歷來對犯錯誤的同志是這樣做的。這是行之有效的方針，是毛主席建黨思想的一部分。」他對有些幹部不願執行這一方針十分不滿，告誡這些幹部「要認真執行這一方針，不要把自己裝得很『左』」。

　　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二日，羅榮桓在解放軍黨的監察委員會第三次會議的講話中還提出：「黨的監察委員會不能只是執行紀律，而且還要維護民主。」他說，有些黨的組織就聽不得反面意見，只強調執行紀律，不強調有提意見的自由，這樣就出現了黨內民主生活不正常的現象。因此，必須維護党的民主。

　　他認為，對思想性質的問題不能壓服。他說：「你鬥他，他不承認，結果形成僵局，再去壓服，弄得思想問題總也不能解決。我們要與人為善，處理思想問題不能簡單化。對於幹部不要光看到他的缺點，也要看到他的優點。不要攻其一點，不及其餘。現在有些幹部心情不愉快，思想敞不開，與方法不好有關係。」

　　§在政治和業務關係上同林彪的分歧

　　羅榮桓同林彪除了在學習毛主席著作這個黨風和學風的根本問題上有原則分歧外，在政治和業務、紅和專的關係上，觀點也不一致。

　　一九六〇年九月，林彪提出了「四個第一」，即「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把政治工作強調到了不適當的地位。

　　由於「四個第一」當時已為毛澤東所肯定，並被寫進了一九六〇年《中共中央軍委擴大會議關於加強軍隊政治思想工作的決議》，所以羅榮桓只能盡力從好的方面來理解和解釋，力求賦予這一提法以正確的含義，從而減輕其對軍隊建設的危害。

　　到一九六一年夏天，軍委擴大會議決議的貫徹已經七八個月了。羅榮桓看了一些反映院校情況的文件，聽取了薑思毅在西安電訊工程學院蹲點的情況彙報，感到當時各院校普遍存在的問題是只強調「紅」而忽視、貶低「專」。這種貶低已經到了令人不能容忍的地步，羅榮桓稱之為「仇視專」。其表現是「白專道路」、「單純軍事觀點」、「單純技術觀點」的帽子滿天飛，教學質量下降。在政治和業務的關係上，只強調政治掛帥而不提政治工作對業務的保證作用。政治工作中脫離實際的形式主義傾向和一般化的作風大大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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