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榮桓傳(124)_學達書庫

一二四

　　羅晏清比羅榮桓大九歲。羅榮桓讀書時，他在雜貨鋪幫助羅國理經營。一九二九年羅國理逝世，羅晏清繼承了父親的家業，當了族長。一九三七年，羅榮桓得知自己的女兒仍然住在老家時，對這位兄長表示了感激之情。

　　衡山解放後，在進行征糧工作時，駐南灣地區的工作隊得知羅晏清家是殷實富戶，征糧數額較大。第四十軍軍長羅舜初在來京時向羅榮桓談及此事，羅榮桓立即充分肯定了當地工作隊的做法。

　　一九四九年底，羅晏清帶著自己的兩個兒子陪同羅玉英和她的丈夫陳卓到了武漢，中南軍區副司令員肖勁光一面給予熱情接待，一面發報通知羅榮桓。與此同時，羅玉英也給她父親寫了一封信，要求到北京來。羅榮桓從羅玉英的信的字裡行間看出她也受到親友一些舊思想的影響，認為爸爸當了大官，自己可以進北京享享福。便回信寫道：「你爸爸二十餘年來是在為人民服務，已成終身職業，而不會如你想的是在做官，更沒有財可發。你爸爸的生活，除享受國家規定的待遇外，一無私有。你弟妹們的上學是由國家直接供給，不要我負擔，我亦無法負擔。因此陳卓等來此，也只能幫其進入學校，不能對我有其它依靠。」

　　一九五〇年一月，羅晏清一行七人來到北京。羅榮桓看到已長大成人的女兒，看到了女婿、外孫和侄子，很是高興。他介紹陳卓和兩個侄子進入華北軍政大學學習。羅玉英由於文化水平較低，便留在家裡補習文化，到年底，進了速成中學的預備班。後來，他們四人中一人當了空軍軍官，三人成了國家幹部。實行薪金制後，羅榮桓又讓林月琴每月從薪金中拿出三十元交給羅玉英，讓她用以贍養她母親。至於羅晏清，孩子們進學校後，在京還住了一段時間。他自從出來以後，沿途被當成上賓招待，慢慢地也就感到心安理得。當警衛員、通信員為他做事時，他愛理不理，有時還支使警衛員幹活。羅榮桓看不下去，嚴肅地對他說：「我們的警衛員、通信員都是革命同志，是為人民服務的。你怎麼能對他們擺那個紳士架子！」後來便動員他回去，在土改中接受群眾的教育。

　　羅榮桓雖然對他的二哥要求比較嚴格，但他卻一貫以樂於和善於聯繫群眾而著稱。他的家裡客人不斷，其中不僅有高級幹部，而且有一般幹部、工人和農民。他家門前，不僅有臥車，而且常常停放了不少自行車。有人寫詩贊道：

　　革命友誼重山河，首長關懷暖心窩。

　　帥府門前客不斷，單車倒比汽車多。

　　對這些客人，他都一視同仁，熱情接待。到了開飯時間，他必定要留下客人同他一桌吃飯，即便是對於臨時到他院內幹活的花工、瓦工，也是如此。對於外地來的客人，他都要請秘書給安排住處。就在羅晏清走後不久，衡山老家來了一位老人，他當過長工，當一九二六年底羅榮桓在家從事農民運動時，他是農會委員。解放後，特地到北京來看望羅榮桓。羅榮桓熱情招待了他，給他安排住處，讓秘書陪著到故宮、北海、動物園、頤和園等地方參觀遊覽。老人走時，他給買好火車票，請司機將他送往車站。他自己親自送到大門口。事後，他對孩子們說：「這些人雖然不是親戚，但思想感情一致，比親兄弟還親。他們來看我完全是出於真心，出於階級感情。」

　　§簡樸的生活，高尚的情操

　　從一九四九年九月到一九五四年秋天，羅榮桓全家住在北京南池子十八號。

　　在戰爭年代，羅榮桓歷來是隨遇而安。在井岡山上，風餐露宿、曲肱而枕是家常便飯。中央根據地內的祠堂、廟宇、草棚、茅舍，長征路上藏民的牛屎房，陝北的窯洞，沂蒙山的莊稼院，他都住過。到後來，大連日本式的和哈爾濱俄羅斯式的小洋樓，他也住過。嫌房子少、設備不好，則是從來沒有的事。他雖然自幼立志要當一名土木工程師，可從來也不曾想過給自己設計一所什麼樣的住宅或在室內應該有什麼樣的陳設。

　　他家搬到南池子十八號後，按照老習慣，室內一切照舊。然而，他對於室內那幾個博古架和架上的一些古玩擺設，卻感到有些礙事，怕孩子給打壞了，便讓秘書通知中共中央辦公廳，將它們統統搬走。這樣房間也顯得豁亮一些。然而這所住宅住上羅榮桓一家，再加上秘書、司機、警衛員，仍然顯得小了。可是，羅榮桓夫婦並未提出什麼。倒是管理部門看不過去，為了辦公的方便，在院子裡為秘書加蓋了一間房子，在院旁蓋了一間車庫。房子加蓋好不久，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開始了。羅榮桓在要求部隊和總政機關認真檢查的同時，對自己院子裡加蓋了房屋的事作了檢討，認為這是浪費。總政副主任傅鐘、肖華等都認為，房子並不是他叫蓋的，不同意他做檢討。他卻說，雖然不是我叫蓋的，可是我也沒有制止，仍然向中央寫了書面檢討。

　　然而，房子比較狹小畢竟是客觀存在的問題，儘管羅榮桓不以為意，可來到羅家的許多客人都有此感覺。一九五三年底，軍委高幹會議期間，鄧小平來看望他，看到院子裡加蓋了車庫和秘書辦公室，連散步的地方也沒有了；他又看到羅榮桓近年來連得兩女，老家的大女兒和女婿、外孫也來到北京，還收養了一些無依無靠的親屬的孩子，房子顯得太擠了。在鄧小平的建議下，一九五四年秋天，羅榮桓又舉家搬到東交民巷新八號，與賀龍、陳毅、張鼎丞為鄰。羅榮桓在這裡一直住到他逝世。羅榮桓不僅在住房等生活問題上從來不提什麼個人要求，而且在名譽、地位的面前，都始終保持著一個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高尚情操。他經常說，人民群眾是領導幹部身上的血液，領導幹部脫離了群眾，生命就要枯竭。因此，一個革命者想的應該是怎樣為人民多做一些有益的事情，而不能要求額外的照顧，增加人民的負擔。

　　一九五六年，在黨的八屆一中全會上，羅榮桓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以後，中央辦公廳按規定要給他增派工作人員，增加車輛。他一概拒絕。他說：「我現在身體不好，具體工作管的不多，有一個秘書管管文件就行了。」但是，警衛部門提出，首長外出時需派警衛車，家裡警衛工作也應加強，要在他家增派副官和警衛人員。他仍不同意。經過反復商量，最後他只同意增加一名副官。他雖然擔任許多領導職務，秘書一直只有一人。為了照顧秘書的學習和休息，羅榮桓還常常親自簽收文件。按照當時的規定，在他家裡可以放映專場電影，但他堅決反對這樣做。有一次他不在家，放映隊來放了一場電影，他知道以後很不高興，不僅批評了身邊工作人員，還把總政文化部的負責人找來說：「我們為什麼不能出去看電影呢？你們放什麼好片子可以打電話通知我，我想看就去，不想看就算，以後不准再到家裡來放。」從此以後他家裡再也沒有演過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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