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榮桓傳(64)_學達書庫

六四

　　政治攻勢，是紅軍以瓦解敵軍為原則的敵工工作的發展。在一九四二年所以特別要強調政治攻勢，又是同當時敵人的動向緊密相聯的。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侵略者兵力不足，後方空虛。他們為了更多地榨取華北的人力、物力，以支持其日益擴大的侵略戰爭，在推行第四次「治安強化運動」中採取「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謀略，加緊了對抗日軍民的政治進攻，企圖借太平洋戰爭初期日軍所取得的某些暫時勝利，以動搖群眾的抗日信心，挑撥抗日軍民的關係，瓦解八路軍。

　　羅榮桓仔細研究了敵人這種陰謀，在一次幹部大會上作了題為《反對敵人「五次治強運動」^②、「東亞新國民運動」》^③的報告。羅榮桓認為，日本侵略者這種政治進攻對抗日根據地的危害，並不亞於軍事進攻。因此，要象對待軍事進攻那樣，認真對待敵人的政治進攻。

　　②即第五次治安強化運動。羅榮桓在此文中也概括了敵人在「第四次治安強化運動」中的謀略

　　③見《解放日報》延安版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羅榮桓強調，「要針對敵人五次「治強運動」和「新國民運動」的內容與形式，揭破敵人的一切欺騙宣傳陰謀。這個報告整理成文發表後，從思想上武裝了根據地軍民。中共中央把這個報告提綱轉發給全國各個戰略區並在延安《解放日報》上轉載。

　　為了進行政治進攻，日軍在濟南建立了各種名為「公館」的特務機關，並在根據地周圍建立派出機構，專門對八路軍進行偵察、破壞活動。羅榮桓對敵人的這些陰謀活動，一直保持著高度的警惕。

　　當時有一個名叫水野清的日本人，在魯中的邊沿區活動。他自稱是日本共產黨員，極力與八路軍聯繫。一次他送來了敵人將要「掃蕩」的消息，隨後又提供了一些情報。事後證實，這些情報都是真的。在敵人「掃蕩」時，他還掩護了八路軍個別失散人員，營救了幾個被俘人員。他學著說中國話。嘴上常常掛著一些進步名詞，甚至對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也極口稱讚。只不過，他覺得共產黨、八路軍的辦法「太硬」了，群眾很難接受。水野清和邊沿區許多老百姓甚至一些幹部，漸漸地混熟了。他常給老百姓看看病，舍點藥，不少人都認為他是日本的進步人士。他還向八路軍提議，在邊沿地區設立一個「實驗區」。他可以向日方交涉，實驗區裡不駐日偽軍，也要求八路軍不要去，完全用「中國人辦中國事」，開醫院，辦學校，以做到中日人民真正「合作一體」、「共存共榮」。據他說，這種「實驗區」如果推廣到全華北和全國，那麼中國問題便解決了。後來，這個水野清說日本憲兵因他「通共」要逮捕他，就跑到根據地來了。

　　羅榮桓早就注意了這個奇特的人物。他以一個普通幹部的身份，在敵工部的幹部陪同下，親自和水野清談了一次話。他察顏觀色，詳細地詢問了水野清的身世和來歷，從談話中發現了許多疑點。他指示敵工部，一面給水野清工作，一面要仔細考察，從多方面瞭解他的情況，不久，濟南的白偽報紙上痛駡水野清「叛國」。後來，活動在邊沿區的武工隊，又得到一封日文寫的密信，是濟南日本軍部寫給水野清的。叫水野清安心在八路軍工作，說他的薪水照發，家屬得到很好的照顧。羅榮桓仔細分析了這些撲朔迷離的情況，認為，敵人在報上報道，是想讓我們信任水野清這個人。後來，故意將「密信」落入我們手中，似乎是想借我們之手殺掉水野清，其實是想讓我們認為是敵人的反間計，從而繼續信任水野清。這只不過變換了一種手法。

　　羅榮桓隨即瞭解到，水野清要辦的那種「實驗區」，在各地均有發現。這是在北平的一批日本的政治謀略官策劃的一種政治陰謀。他們籠絡了一些中國青年，搞了一個「中國革新同志會」，鼓吹用「和平」、「革新」的道路，「打開中國事變之僵局」，「建立獨立民主的新中國」。這個組織得到日本軍方的津貼。這實際上是日本侵略者在軍事進攻受挫之後發動的一種政治進攻。羅榮桓指示有關部門，向延安和各地發出電報和信件，並通過黨在濟南的地下工作者瞭解水野清的面目，終於證實了他是日本特務機關的一個間諜。他曾經打進友鄰國家的共產黨，進行過破壞活動，使用過許多名字，水野清是他最後一個化名。在大量的證據面前，這個狡猾的特務不得不認罪伏法。

　　羅榮桓認為，對付敵人的「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最好辦法是貫徹中央指出的「政治攻勢為主，遊擊戰為輔」的原則。他在《分散性遊擊戰爭與對敵政治攻勢問題》中指出：「我們的鬥爭一方是公開（在根據地，在部隊中）、一方是隱蔽（在敵佔區，在群眾中），一方是流血、一方是和平，一方是打、一方是拉，要善於在各方面都採取不同的鬥爭方式。」他認為，一定要把政治攻勢和軍事活動結合起來。他說：分散性的遊擊戰爭本身就是以政治攻勢為主。如果我們很機械地把軍事活動與政治攻勢分離對立，那就錯了。

　　根據羅榮桓這一系列指示，各地利用敵佔區的士紳、商人、偽軍家屬等關係，以夜間喊話、散發宣傳品等方式，對偽軍、偽組織人員展開有力的政治攻勢。

　　當時山東各地普遍採用了點「紅黑點」、記「善惡錄」的辦法爭取偽軍。偽軍人員中誰做了一件對人民有利的事，就給他記個紅點，誰做了壞事，就給記個黑點，並把這些事登記起來。記紅點可以贖罪，記黑點要受到懲罰。在喊話時，先將這種辦法通知偽軍，然後不斷公佈記錄的結果。對不接受警告的，則堅決給予打擊、鎮壓。各區還利用偽軍家屬爭取和瓦解偽軍。一九四三年以後，各地都進行了偽軍家屬登記，經常召集偽軍家屬開座談會，通過他們瞭解偽軍內部的情況，講解八路軍寬待俘虜的政策，宣傳抗戰形勢，要求他們勸說偽軍改邪歸正。這就是當時開展的「喚子索夫運動」。各地還向偽軍進行了「身在曹營心在漢」的宣傳，要他們不要忘記自己是中國人，要給自己留條後路。在這一基礎上，在偽軍偽組織內部物色對象，與其交朋友乃至將其發展為革命的兩面派，不要求他們輕易反正，以便在敵人內部積蓄力量，或讓他們組織表面應付敵人，實際為共產黨、八路軍服務的兩面政權。對於一般偽軍人員，民主政府頒發了寬待回家偽軍的條例，訂出了獎勵偽軍攜帶武器歸來的辦法，成立了接待回歸偽軍的招待所，大量印刷、頒發了偽軍「歸來通行證」。經過以上工作，一九四三年山東共瓦解偽軍七千餘名，在偽軍內部建立了一千多個秘密關係，長期隱蔽，以待時機。

　　隨著日軍反戰、厭戰情緒的增長，各戰略區還加強了對日軍的爭取、瓦解工作。進行這一工作的重要力量是在山東的「日本解放聯盟」和「朝鮮獨立同盟」的成員。日本解放聯盟由被俘後經過教育提高了覺悟的前日本軍人所組成。那時山東各區有一大批日本反戰和朝鮮反日戰友。他們有些人還到過延安，經過學習又回到山東工作。他們經常向敵人喊話，或利用敵人的電話線路與敵人通話，有時到邊沿遊擊區作「現身宣傳」，講我們的政策，揭露敵人的謠言；有時深入到敵佔區寫標語、發傳單、畫漫畫。每逢日本人的一些傳統節日（如櫻花節），他們還給日軍的據點送宣傳品、慰問袋，以促進日軍思家厭戰。有一些日本戰友在反「掃蕩」中還拿起武器，與敵奮戰，被稱為「日本八路」。有一位叫橋本的，梁必業等從湖西押運回印刷機時，把他帶回師部，過鐵路被打散，過路後又隻身找回部隊，以後當了師部的刺殺教員。還有一位叫金野博的，在一次敵人的突然襲擊中被捕。敵人審問時，無論怎樣毒打，都不屈服，最後英勇就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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