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榮桓傳(27)_學達書庫

二七

　　他說，由一個老百姓到紅色軍人，要有一個過程。一開始，他們往往有家鄉觀念，不太樂意參加紅軍。這時，可圖一九三四年一月十日《紅色中華以把他們組織到模範少先隊報》刊登表彰擴紅成績優異的和赤衛軍中去。平時進行軍羅榮桓等人的《光榮紅版》事政治學習，進行野營訓練，戰時配合主力紅軍作戰。主力紅軍要有意識地關心和照顧他們。打勝仗時可以讓他們參加追擊和打掃戰場，以鼓舞他們的戰鬥情緒，使他們逐步適應戰鬥生活。在這個基礎上再整排、整連、整營、整團地吸收他們參加紅軍。

　　八月二日，羅榮桓在《紅星報》上發表的《瑞京興國第一批野營的檢查》一文，體現了上述思想。

　　一九三三年九月，蔣介石出動五十萬大軍，發動了第五次「圍剿」。為應付規模日益擴大的戰爭，中共中央再一次提高了擴大紅軍的要求。羅榮桓被任命為擴紅突擊隊總隊長。他帶了張愛萍等人深入到樂安、宜黃一帶農村，挨家挨戶進行擴紅。

　　由於上面要求擴紅的數字大、時間緊、任務重，在一些地區出現了強迫命令的傾向。有的地方採用召開群眾大會的方法，開會時把前後門都關起來，在簡單動員後便要求到會的人十一報名，有一個不報名的就不散會。有的地方對不報名當紅軍的以封房子、沒收土地相威脅。有的地方在不報名的青年家門口釘上「可恥牌」。有的地方又採取了哄騙或花錢收買的辦法。

　　針對這一情況，羅榮桓提出，一定要堅持說服教育，反對強迫命令。要向群眾講清武裝保衛紅色政權，保衛土地革命勝利果實的意義。他還指出，對參軍的同志，當地黨支部、工農民主政府、赤衛軍、少先隊要優待其家屬，安排勞力為他們種地，以減少參軍者的後顧之憂。

　　由於羅榮桓在擴紅運動中做出優異成績，一九三四年一月五日，中央在《關於擴大紅軍突擊月總結的決定》中宣佈，將羅榮桓、羅邁（李維漢）、毛澤覃等各突擊隊的領導者的名字「放在各報紙擴大紅軍突擊運動的光榮紅版，在各種小冊子、會議與報紙上解釋與宣傳他們的工作經驗，教育全黨同志」。

　　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一日，羅榮桓出席了在瑞金沙州壩臨時中央政府大禮堂召開的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大會上，羅榮桓由於擴紅中取得的優異成績再一次受到表揚，獲得一枚銀質獎章。大會選舉他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候補委員。三月二十五日，《紅星報》發表了羅榮桓的《赤、少隊突擊運動的初步檢查》。文章指出，要完成擴紅突擊運動，最根本的問題是做好艱苦深入的宣傳鼓動工作，克服抄寫名冊、會議舉手通過等強迫命令的做法。

　　一九三四年三月，蔣介石在鎮壓福建事變之後，又集中主力對中央根據地發動進攻。「左」傾教條主義領導者由於在軍事上是門外漢，便把指揮大權交給了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奧地利人李德。四月間，敵軍逼近廣昌。李德採用以堡壘對堡壘，節節抵抗的戰術來應付，並提出了保衛廣昌的口號。這時，羅榮桓也來到了廣昌前線。他和十四師兼廣昌警備區政治部主任唐天際住在一起。老戰友重逢，當晚進行了徹夜長談，互相交流了部隊和地方上的情況。對於修碉堡，進行消極防禦，他們兩人都很不以為然。

　　第二天，唐天際接到了撤銷他主任職務的命令。他回到住地後，羅榮桓看到他情緒比較低沉，關切地問他是不是不舒服，唐天際便將這個命令拿給羅榮桓看，並告訴他事情的原委。

　　在前幾天看地形時，唐天際看到在廣昌北面山上孤零零地修了一個被動挨打的碉堡，很不滿意，指示部隊在廣昌南面河邊修一個工事，準備一旦頂不住敵人時可掩護部隊撤退過河。工事剛剛修好，李德來到前線。他看到這個工事很生氣，在會上拍著桌子責問：「誰讓在河邊修工事的，這豈不是準備退卻嗎？這樣做還怎麼誓死保衛廣昌？」在李德的堅持下，唐天際被撤了職。

　　無獨有偶，羅榮桓自己也碰到過類似的事。一天，李德去陣地前沿視察。羅榮桓作為總政的工作人員也跟著去了。在陣地上李德用望遠鏡觀察了一番，回過頭來正好見到羅榮桓。他也不問羅榮桓是幹什麼的，便命令羅帶一個工兵排去埋地雷。羅榮桓執行了命令，埋完雷回來報告。不料李德變了卦，又命令羅榮桓再去把地雷起掉。這時敵人離埋地雷處已經近在咫尺。羅榮桓實在不理解李德為什麼要下這個命令，讓戰士們去做無謂的犧牲，因此，沒有理他。李德見狀大發雷霆，跳著腳指著羅榮桓的鼻子喊道：「你不去，殺你的頭！」這時，敵人的前衛已經踩響了幾個地雷，而敵人的炮彈也已打到李德所在的工事周圍。去起雷已經不可能了，這件事才不了了之。

　　正因為他自己有這樣的經歷，他又親眼看到一些幹部無端遭受處分，輕則警告、撤職，重則罰苦工、進監獄，所以，他對唐天際的處境十分理解。但是他並沒有向唐天際訴說自己遭李德訓斥的事，而只是平靜地說：「咳，這是必然的嘛！現在到處都是這個樣子。」停了一會，他又語重心長地向唐天際打招呼：「越是處境困難，越是要冷靜。要暫時忍耐，遵守紀律，否則要吃虧。」

　　羅榮桓的語氣十分平靜，可心裡卻是波瀾起伏。他對「左」傾冒險主義錯誤懷有強烈的不滿情緒。一九五六年他在談起王明「左」傾宗派主義的一些做法時說：意見不一致，就一、二、三地爭論嘛，以求得一致。宗派主義就不是採取這個辦法，他們是：開除黨籍，送軍事法庭，送裁判所，送運輸隊，罰苦工。當時，很多同志怕鬥爭、怕批評、怕開會。那還得了，那樣的話，一個人怎麼能夠活下去呢？

　　儘管當時羅榮桓等許許多多幹部都對「左」傾冒險主義的一套很不滿，但他們無力扭轉在五次反「圍剿」中被動挨打的局面。廣昌北山上那個碉堡只能放一個排，儘管在山坡上埋了不少地雷，但仍然擋不住敵人的進攻。四月二八日廣昌失守。

　　當羅榮桓回到總政時，得知根據地南線的門戶——會昌城以南的筠門嶺也已經失守。筠門嶺失守的原因依然是李德推行了以堡壘對堡壘的消極防禦方針，犯了防禦中的保守主義錯誤。可是李德卻將責任推給下面。筠門嶺的守備部隊二十二師政委方強被撤職批判後送到保衛局，其他幹部也做了調整。總部已任命周子昆為二十二師師長，王開湘為政委，孫毅為參謀長，劉道生為政治部主任。

　　總政治部副主任賀昌委託羅榮桓跟劉道生談話。

　　劉道生當時正在紅軍大學學習。他曾聽過羅榮桓講的紅軍政治工作的課，對這位老四軍政委十分敬重。當他走進羅榮桓的辦公室時，未免有點拘謹。羅榮桓親切地招呼他坐下，給他倒了一杯水，又遞給他一把芭蕉扇，讓他歇口氣，下下汗。然後很隨便地詢問他的經歷、年齡。當劉道生不再感到拘束後，羅榮桓針對當時由於「左」傾錯誤而形成的赤白對立的問題，指出：「以前打土豪、分田地的時候，我們侵犯了中農的利益，把不少中農當富農搞了。結果老百姓反水，受敵人欺騙，組織了什麼守望堂、紅槍會，什麼反共自衛隊，拿起土槍、梭鏢打我們。這種局面對我們極為不利。扭轉這種不利局面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對群眾，無論如何不能開槍，只能耐心教育。如果有可能，可以召集他們開會，宣傳我們的政策。以前把中農當富農鬥了的，要通過複查改正過來。富農也要分田給他。」他還要求根據敵人情況的變化有針對性地做好瓦解敵軍工作，要揭穿敵人的欺騙，號召敵軍士兵掉轉槍口，和紅軍聯合起來，共同對付地主老財，共同對付國民黨反動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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