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榮桓傳(20)_學達書庫

二〇

　　在運動過程中，羅榮桓經常深入到各支隊和大隊去，一面瞭解情況，一面加強具體指導。他發現，賭錢、抽大煙、逛窯子這些流氓行為已逐漸克服，不過還有少數流氓習氣嚴重的人仍在偷偷摸摸地幹。有幾個賭鬼賭錢時，派人在門口放哨。他們在自己的腿上拴上繩子，繩頭交給放哨的，政委一來，放哨的一拉繩子，裡面就趕緊收攤子。

　　針對這個情況，羅榮桓又及時在全縱隊提出「反流氓行為」的口號，發動群眾對有嚴重流氓行為的人開展嚴肅的思想鬥爭。這些人大部分在群眾的幫助和監督下改邪歸正了。個別人屢教不改，混不下去了，就開了小差。不過，這種人走了，反而會使部隊更加純潔。

　　同反流氓行為比較起來，反對打罵士兵、槍斃逃兵就要困難得多了。有些軍官認為打罵士兵是帶兵之必需，而逃兵就是「反革命」，應當槍斃。這兩種在古田會議決議中已明確指出是「帶有盲動主義性質的」錯誤行為，在部隊內部還頗有市場。

　　在井岡山時期，羅榮桓曾同打罵士兵這種軍閥殘餘作了長期的、不疲倦的鬥爭。至於槍斃逃兵的現象，在井岡山上還沒有發生過，但下山之後，隨著老骨幹傷亡、俘虜成份不斷補充進來，便時有發生並日益嚴重了。

　　為了徹底糾正槍斃逃兵現象，羅榮桓召集了多次會議，對一些思想不通的幹部進行說服。他首先指出，槍斃逃兵是封建軍閥壓迫士兵的辦法，革命軍隊絕對不能採取。

　　羅榮桓指出，士兵逃跑大多數是因為怕苦、想家；有的請假不准，不辭而別；有的是因為幹部管理方法不當……對這些人主要是教育問題。即使是拖槍逃跑，也要具體分析。如果將槍拖到兄弟部隊或是赤色區域，也還是沒有死罪；只有拖槍投敵才能以反革命論處。

　　根據前委規定，羅榮桓宣佈，今後士兵想回家的，可以先做思想工作，勸他們不要回去。如果勸說無效，可以准假並發給路費，告訴他們做秘密工作的方法，叫他們回去從事農民運動、工人運動乃至白軍士兵運動，今後什麼時候歸隊都表示歡迎。羅榮桓指出，所以要這樣做是由紅軍的性質決定的。紅軍既然是工人、農民志願組織的武裝，就不能強迫。捆綁不成夫妻，用強制的方法並不能鞏固部隊。打梅縣後，第二縱隊幾乎天天槍斃逃兵，還是跑掉那麼多人，就是一個證明。

　　在反不良傾向的基礎上，羅榮桓又領導全縱隊建立了定期檢查古田會議決議貫徹執行情況制度和黨課教育、士兵教育制度，同時健全了支委會、支委和小組長聯席會、支部大會、小組會和黨員定期向小組長作彙報等制度。

　　在傳達貫徹古田會議決議過程中，羅榮桓還學習了毛澤東給林彪的覆信（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林彪對形勢的悲觀估量是有一定的代表性的。早在井岡山上，羅榮桓就聽到過「紅旗打得多久」的議論，但要對其進行說服卻頗為費力。讀了這封信，他感到有了澄清悲觀情緒，進行形勢教育的銳利武器。這封信對他思想影響很大。直到一九四五年春天，他在擔任山東分局書記時，還將此信印發給山東軍區各戰略區負責人，並加按語說：「該信是有歷史意義的重要文獻，是馬列主義者觀察問題與掌握形勢的典型」，要求大家研究學習。

　　在工作中，羅榮桓和羅瑞卿密切配合，很快互相熟悉起來。羅瑞卿一九二九年初受中共中央派遣由上海赴閩西組建當地紅軍。他未參加過井岡山鬥爭，羅榮桓經常向羅瑞卿講秋收起義和井岡山鬥爭的情況。受林彪和江青反革命集團迫害的羅瑞卿，一九七二年在被監禁時回憶道：

　　在中央蘇區時，我們就不斷聽到羅（榮桓）宣傳主席領導正確的故事，如秋收暴動、三灣改編、井岡山鬥爭如何艱苦，天天紅米南瓜，主席如何教育部隊忍耐堅持…………雖然這些宣傳，還是帶著單純的樸素的性質，但他是滿腔熱情的……對我們也起了一定的教育作用。

　　羅榮桓和羅瑞卿在性格上各有特點。羅榮桓沉靜、穩重，羅瑞卿爽朗、乾脆，但配合十分默契，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後來，因為他倆都姓羅，又先後任第二縱隊、紅四軍政委，同志們為了區別起見，便稱呼羅榮桓為大羅，羅瑞卿為小羅。

　　一九三〇年二月下旬，紅四軍在江西吉安以東的水南、施家邊殲滅蔣介石的嫡系部隊一個旅。部隊隨即轉入贛南分兵發動群眾。

　　三四月間，羅榮桓等率領第二縱隊到達贛南的安遠、尋烏地區。這時，在毛澤東直接領導下，經過羅榮桓等政治幹部不斷的實踐和總結經驗，已形成了一整套比較成熟的群眾工作「七部曲」，即：第一步分發土豪的穀物給貧雇農以發動群眾；第二步進行口頭和文字宣傳、化裝講演、召開群眾大會以宣傳群眾；第三步建立工會、農會等以組織群眾；第四步組織赤衛隊以武裝群眾；第五步建立黨的支部或區委以領導群眾；第六步舉辦群眾領袖、党的幹部訓練班以訓練群眾；第七步分配土地、建立工農民主政權。這七步，每一步都要進行調查研究，使做群眾工作的過程同時成為調查研究的過程。

　　第二縱隊經過貫徹古田會議決議，掌握了這「七部曲」，群眾工作出現了嶄新的氣象。部隊走到哪裡，標語就貼到哪裡。部隊一駐下，戰士們主動地向群眾宣傳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道理，調查土豪劣紳的罪惡。部隊打了土豪，除完成籌款任務外，把全部東西都分給了群眾。每次出發前，大街小巷都打掃得乾乾淨淨。支部還派人挨家挨戶檢查群眾紀律，看看借了東西還了沒有，損壞了東西賠了沒有。這樣，紅軍的政治影響擴大了，軍民關係也更加密切了。隊伍一出發，村裡的男女老少都戀戀不捨，齊集村頭夾道歡送。

　　幾個月的功夫，第二縱隊的面貌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引起了前委的重視和注意，羅榮桓等的工作得到了前委的讚揚。一九三〇年五月，赴上海黨中央出席全國紅軍會議的紅四軍代表熊壽祺在給中央的報告中指出：「二縱隊過去沒有很好的上級幹部，軍事政治都無中心，因此戰鬥力差於一、三縱隊。最近上級幹部已另換人，二縱隊又復興起來了。」

　　§深入第三縱隊

　　一九二九年春天以後，紅四軍利用國民黨各派軍閥連續混戰的有利時機，轉戰贛南閩西，獲得很大發展，又組建了紅六軍、紅十二軍。一九三〇年六月間，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在上海召開，以李立三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在中央占了統治地位。立三路線命令集中全國紅軍進攻中心城市，「會師武漢」、「飲馬長江」。按照中共中央決定，紅軍在汀州整編，組建了第一軍團（開始曾稱第一路軍），朱德任總指揮、毛澤東任政治委員。下轄紅四軍、紅三軍（原紅六軍）、紅十二軍。羅榮桓代理紅四軍政治委員。

　　早在二月陂頭會議^①以後，朱德、毛澤東便不再兼任紅四軍軍長和政委的職務，而任命林彪為紅四軍軍長，潘心源（即彭清泉）為紅四軍政委、四軍軍委書記。但當時潘作為中央巡視員正在湘贛邊界和紅五軍中活動，不能到四軍任職，乃由熊壽祺代理軍委書記。四月一日，紅四軍打下廣東南雄後，熊作為紅四軍代表赴上海出席全國紅軍代表會議。前委即重新物色四軍政委的人選。

　　①二月七日在吉安縣陂頭鎮召開的紅四軍、五軍、六軍和贛西特委負責人聯席會議。第五軍彭德懷等為贛江所阻，未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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