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的王妃後記

後記

　　在北京市護國街的住家收到「主婦與生活社」寄來的信，是在前年的秋天。令人再次感歎時光的飛逝。

　　在日本出版而廣受迴響的舊作《流離的王妃》，出版至今已過了二十三個年頭：久違十六年重返新生中國與丈夫團圓至今，也已過了二十一年的歲月。

　　信的主旨是希望我能將原本《流離的王妃》一書，添加上重返中國至今所發生的一切，集成一冊，重新出版介紹給現在的年輕讀者。

　　這麼抬舉我的著作，讓我備感責任重大。今年我即將邁入所謂的古稀之年，我想這也是寫書的最後機會了。

　　身為長女誕生于嵯峨侯爵家，我也曾經有過幸福美滿的荳蔻年華。後來在關東軍主導之下，借著日滿友好之美名，嫁給了愛新覺羅·溥儀的弟弟溥傑，即開始面臨難以計數的磨難與考驗，一路走的十分艱辛。

　　我親眼看見、親自體驗了日本關東軍在滿洲國的強行蠻橫作為，以及傀儡帝國下的滿洲國溥儀皇帝為此日夜備受苦惱與煎熬，這一切我都必須真實的記錄下來，留給那些不瞭解戰爭的後代子孫；此外，也為了不讓我們那個時代下的日本，在中國大陸所犯下的過錯與不幸重蹈覆轍。

　　還有一點我必須一併寫在書中的，就是脫胎換骨、蛻變一新後的中國，是如何展開寬大的臂膀，接納曾致使同為中國人的同胞們飽受苦難的前傀儡皇帝、以及他的愛新覺羅家族、還有我；即使這一切的作為並非出自他的真意。

　　不過，這份寫書的工作並沒有想像中順利，它耗費了很長一段時間才完成。

　　這些年來，我腎臟的老毛病逐漸惡化，前年春天返日時在東大醫院接受了第一次的腎臟透析治療，往後每隔一天我就必須洗腎一次。

　　不過，多虧了中日兩國恢復邦交，現在北京與成田機場之間也有了直航班機，方便於我往返兩地的東大醫院與北京友誼醫院接受治療；加上兩國醫院間密切的聯繫關係，我的病歷與檢查數據皆得以互通傳遞，獲得安心且妥善的治療。

　　而且我接受了東大醫院的建議，現在幾乎每年都會回日本一趟。

　　我只要人在北京，就開始懷念起講日語、鰻魚、日本面、醃魚幹、抹茶冰等日本食物；一旦到了日本，卻又開始思念起中國人的大方、寬懷的胸襟、風土人情、中國的食物，讓我不由得歸心似箭。

　　與溥傑結婚近半個世紀的年歲，我已經完全融入了中日兩國之間、了無隔閡。

　　我的丈夫在敗戰後即被拘留在蘇聯，接著又在中國的撫順與哈爾濱的戰犯管理所度過漫長的歲月，終於在第十四年獲得特赦重返北京。

　　他對於自己前半生與日本帝國主義同心合力，不料卻助長了日本人侵華的野心，造成無數的中國人民飽受十年之久的苦難煎熬，令他心中無限悔恨。

　　回到出生地北京之後，他受到了溫馨善待，先是有了一份公職，現在又成了政治協商會議的文史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大代表，以及民族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在充實的每一天裡，為祖國善盡微薄之力。

　　儘管溥傑年近七十高齡，身體卻還很健朗，我想這是拜了他自幼即懷有堅強的意志、並鍛煉堅定的身心所賜吧！

　　我知道如今丈夫最擔心的就是我的健康，我只能祈禱上蒼讓我多留些時候陪伴在他身邊。

　　最後停筆前，我想表達一件最令我深感遺憾的事——就是長女慧生於十九歲那年冬天在天城山所發生的不幸。如果她還在活在這個人世間，就能幫我完成中日友好的橋樑角色上，我所無法達成的任務。

　　如果本書的讀者能夠藉由我本人、以及我的家族歷史中，瞭解軍國主義造成的民族悲劇，並汲取教訓，那我就甚感欣慰了。我也祈禱今後中日兩國的人民彼此間能夠真誠的交流，建立深厚的友好情誼。

　　今天，正好是中國重生屆滿三十五周年紀念。

　　十月一日的國慶節當天，將恢復舉辦自一九七一年以來便停辦的盛大遊行。北京市民全都拭目以待這天的盛會。

　　最令我興奮的消息是，在佳節當天，將有三千位年輕人受到黨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先生的邀請，遠道從日本來訪。

　　為了這一天的到來，北京市到處充滿著為準備而忙碌的熱絡景象；天安門的修補、塗漆作業也如火如荼的進行；女子儀隊正率領隊伍連日辛苦的練習著。

　　最後，我要感謝將我喚回中國、與丈夫團聚，並為我們妥善安排、打點一切，並讓我和丈夫的生活得以安穩度過的已故周恩來總理、以及已故廖承志先生（中日友好協會會長）、鄧穎超女士（周恩來先生遺孀）、還有許多中國的友人、提供我資料與協助我訪問的嵯峨老家的妹妹們，大家不辭辛勞的相互連絡，還有長久以來協助本書完成的「主婦與生活社」出版部的工作同仁，大家辛苦了。在此呈上我由衷的感謝之意。

　　建國三十五周年之國慶節前於北京
　　愛新覺羅·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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