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漢生回憶錄第九章延安四年(7)

第九章延安四年(7)

　　為了幫助人們澄清模糊觀念、從教條主義的迷惑和束縛中擺脫出來，毛主席在報告中還專門對什麼是理論家、什麼是知識分子、什麼是理論聯繫實際等基本概念進行了科學的解釋。為了在全黨倡導實事求是的作風，毛主席特意為中央黨校題寫了「實事求是」四個大字。

　　我們聯繫左、右傾路線給黨所造成的危害，學習毛主席的講話和其它整風文件，反對主觀主義，批判教條主義，受到了一次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的教育，大大地明辯了是非，端正了思想。這個教育對我一生都是重要的，在當時許多方面都是帶有啟蒙性的。

　　整風之後，我懂得了主觀主義正是我黨歷史上幾乎把中國革命事業葬送掉的左傾路線的思想根源；懂得了王明自詡為「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實際上是一個隻知背誦馬列詞句、根本不懂馬列主義、根本不懂中國革命的教條主義者；懂得了只有堅持理論聯繫實際，堅持有的放矢、實事求是的態度，才能解決中國革命的實際問題，把革命事業推向前進。

　　從延安整風到現在的50年間，毛主席關於反對主觀主義、提倡實事求是的講話，猶如晨鐘暮鼓，經常響在耳邊。我總是告誡自己在工作中，一要注重學習革命理論和黨的方針政策，防止犯經驗主義的錯誤；二要注重對實際情況的調查研究，一切從實際出發；三要力求理論聯繫實際，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同中國革命的實踐結合起來，把黨的方針政策和上級指示同自己所在單位的實際、自己所主管工作的實際結合起來。我在後來工作中用以自律的這麼三條，追溯起來，正是延安整風的產物。

　　第二，經過整風學習，我從理論和實踐、歷史和現實的結合上加深了對毛主席領導正確性的認識，從而在思想上對毛主席的領導更信服、更堅定了。

　　我們這支部隊在十年土地革命戰爭中始終與黨中央分隔兩地，孤軍苦鬥，直到長征結束才與中央會合到一起。我第一次見到毛主席等中央領導同志是在1937年5月党的蘇區代表會議上，聆聽了毛主席的報告《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我第一次接觸毛主席的文章也是這一年在陝西富平縣的覓子鎮，讀到上級發下的毛主席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油印本，印的質量不好，字跡看不清。

　　 1940年春在晉西北的方山縣圪洞鎮，上級又發下了毛主席的《論持久戰》，由於部隊正在打仗，對抗日戰爭究竟要打多久心裡沒數，因此學習很認真，一有時間就拿出來學，從此對毛主席的英明論斷和他的軍事思想有了認識。這年秋我又看到了毛主席的《（共產黨人）發刊詞》。

　　我到延安特別是到中央黨校學習、工作的這幾年，毛主席作為黨校校長使我們經常可以直接聆聽到他所作的報告。毛主席的《整頓黨的作風》、《改造我們的學習》、《反對黨八股》、《反對自由主義》等著作是我們必讀的重要整風文件，我們通讀、精讀了一遍又一遍，聯繫實際來學習。

　　在整風中，除了學習毛主席的一系列講話和著作，還對黨的歷史和路線進行了重新學習和總結。這樣一來，我對毛主席的認識加深了，看到在黨的歷史上左、右傾錯誤路線都給黨造成了極大的危害，只有以毛主席為代表的正確路線把中國革命引上了勝利前進的道路。

　　我看到毛主席不光是有實踐，為中國革命解決了一系列重大的實踐問題，有領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的實踐；他還有理論，有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的理論；而且他的理論是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具體化、中國化了的理論。他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同中國革命的實踐結合起來，這種結合的產物就是毛澤東思想。它是指導中國共產黨人爭取中國革命勝利的偉大思想武器。延安整風時期，也是全黨同志認識並接受這一思想的時期。

　　 1943年，周恩來同志回到延安。在為他舉行的歡迎會上講：「我們黨二十二年的歷史證明：毛澤東同志的意見，是貫穿著整個黨的歷史時間，發展成為一條馬列主義中國化，也就是中國共產主義的路線。毛澤東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國共產黨的方向！毛澤東同志的路線，就是中國的布爾什維克的路線」。這是完全符合歷史實際的，也是當時全黨同志的共同心聲。可以說，延安整風之後，我對毛主席的領導是堅信不疑的了。即使是在他晚年錯誤地發動和領導的「文化大革命」中，我身陷囹圄多年，但對他從思想上感情上也仍然沒有動搖過。

　　對於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作出了十分正確和英明的決議。毛澤東同志的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毛澤東思想是我們党的寶貴的精神財富。毛澤東思想的旗幟應該一代代地傳下去。

　　第三，通過整風學習，我掌握了一些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方法，解除了一個在思想上一度困擾自己的問題。

　　賀龍同志是我的革命引路人，是我們這支部隊的創造者和領導者。我是在賀龍同志的關懷和影響下成長起來的，是抱著「拿起刀槍跟賀龍」的思想參加革命、參加紅軍的。

　　開始我只是把賀龍當作一個了不起的個人英雄來崇拜，「賀龍怎樣做我就怎樣做」是在我頭腦中起主導作用的思想。即使在遠離賀龍、遠離紅軍主力的遊擊生活中，因為堅信「賀龍一定會回來」而苦苦堅持著；在左傾路線導致黨組織和政治工作被取消、根據地全部喪失的絕境中，因為抱著「跟賀龍走就一定有出路」的思想而支持著。以後隨著左傾錯誤的逐步糾正，隨著黨組織和政治工作的逐步恢復，我對黨的認識和信仰真正確立起來。長征結束後，在黨中央的直接領導下，我在思想上、政治上打開了眼界，相信党的領導超過了崇拜個人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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