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釗(14)_學達書庫

一四

　　李大釗安排鄧中夏及張國燾等到長辛店鐵路工人中去進行工作。張國燾奉李大釗之命，和長辛店工人史文彬等建立了聯繫。

　　1920年4月8日，鄧中夏帶領平民教育講演團一個組到長辛店進行講演活動，並決定在那裡找一個固定活動場所，經常去講演。

　　平民教育講演團初次在長辛店講演，效果不佳。

　　這主要是有一些知識分子還沒有放下架子，與工農還沒有共同的思想感情和語言。一些本來就是以「救世主」的姿態下去的學生，這時候便責怪起群眾「愚蠢」來，不肯到工農中去了。但是，以鄧中夏為代表的革命學生，按照李大釗的囑託，堅持下去，並通過虛心向工人學習，很快克服了起初的困難，學會了用通俗的語言同工人進行交談，宣傳革命道理。這樣，逐步把長辛店開闢為早期北方工人運動的重要據點。

　　1920年5月1日，我國工人階級第一次紀念自己的節日，全國有近10個城市總計約6萬工人群眾舉行了紀念活動，喊出了「五一萬歲！」「勞工萬歲！」「共產主義萬歲！」等口號，打出了紅旗。這是破天荒的創舉。它反映了我國工人階級覺悟程度的提高，進一步鼓舞了革命知識分子到工人中去開展工作。

　　這一天，《新青年》出版了《勞動節紀念號》，李大釗發表了闡述《五一運動史》的重要文章，許多有影響的刊物如上海的《星期評論》、《東方雜誌》，南京的《少年世界》等都曾全文轉載。這篇文章系統地介紹了五一勞動節的來歷，以及多年來各國工人階級在這一天為爭取解放進行鬥爭的情況，歌頌了為工人階級解放鬥爭而獻身的英雄們。並著重指出：「五一運動」應當是真正「勞工階級的運動」，而不是「只是三五文人的運動」，號召知識分子，不要光是空喊「勞工神聖」，而要實際地到「勞工」中去幹發動群眾的工作。

　　這一天，李大釗主持了北京大學的紀念活動。他所在的北大是這次北京五一紀念活動的中心。北大學生在這一天舉行了罷課，《北京大學週刊》也出版了《勞動紀念號》。上午9時，校工和學生500多人在校內召開紀念大會，李大釗在會上講了話。同時，何孟雄等學生租用2輛汽車，車前拉上橫幅，上書「勞工神聖」、「五一節萬歲」等，車後插上紅旗，從上午8點鐘出發，分頭去東、西城遊行。沿途浩浩蕩蕩，格外引人注目，並高呼「勞工萬歲」等口號，散發印有「五一北京勞工宣言」的傳單。但最後全被警察拘捕。這次遊行，曾被稱為「初次的赤旗」。

　　這一天，平民教育講演團50人分成5組，也于上午10時出發，沿街進行演講「五一歷史」、「我們為什麼要紀念五一勞動節」等。

　　這一天，鄧中夏等還趕到長辛店去對鐵路工人作了演講，有1000多名工人參加，也散發了「五一北京勞工宣言」的傳單，很受工人的歡迎。會後也舉行了示威遊行。

　　這一天，北大學生共散發了數千張「五一北京勞工宣言」的傳單。第二天，許多報紙在紀念五一的消息報導中說：各地散發的宣傳品，「以北京大學勞動紀念會的印之『五一北京勞工宣言』最為激烈」。比起以前在這方面所散發的宣傳品，這個宣言的確是前進了一步，它沒有重複「勞工神聖」一類含義空洞的詞句，而是具體地提出了工人階級將來的奮鬥目標。

　　它和李大釗在《五一運動史》中的根本思想是一致的，即勞動群眾要積極行動起來，對騎在自己頭上的壓迫者、剝削者展開堅決鬥爭，爭取自己的解放。

　　北京的這一次五一紀念活動，使反動軍閥政府極為恐懼，他們在前門出動了3000多名軍警，拘捕了一批講演的學生，在北大附近駐紮了好幾營軍隊，整隊遊行進行威嚇。

　　五一節以後，北京有更多的革命知識分子在李大釗領導下，不顧反動派的迫害和阻攔，投身到工人群眾中去，一面宣傳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真理，一面也改造著自己。這樣就促成了北京共產主義小組的成立。

　　在促進知識分子與工農群眾的結合方面，李大釗也給了天津的革命知識分子以積極的影響。

　　1920年8月初，天津覺悟社舉行了一次年會。

　　會上，周恩來總結了一年多來天津愛國運動的經驗教訓，指出：今後的救國道路，只有深入勞工群眾，依靠勞動階級；同時，把「五四」以後全國各地湧現的大小進步團體都聯合起來，採取共同行動，才能挽救中國的危亡。由於李大釗熱情支持過覺悟社的活動，會後，以周恩來為首的11個社員來到北京，將這個意圖向他商量、請教，李大釗非常讚賞周恩來的想法。

　　8月16日上午9時，覺悟社的11個成員，還有北京少年中國學會、人道社、曙光社、青年互助團的代表20余人，在北京陶然亭舉行了茶話會。周恩來、鄧穎超首先發言，介紹了覺悟社一年多的活動情況，說明了召開這次座談會的宗旨。各團體代表也都相繼發了言。最後，李大釗講話，他提出，各團體要有一個明確的主義，主義不明，就不能團結一致。並希望他們到勞工中去，到農民中去，和他們同命運，共呼吸，瞭解他們，啟發他們，依靠他們。

　　18日，到會的五團體各派代表3人，又在李大釗指導下，在北大通信圖書館開了「籌備會」，決定五團體合組一個「改造聯合」，討論通過「改造聯合」

　　的宣言和約章，同時，提出了「到民間去」的口號，而且對於「到民間去」做什麼事，也明確規定了「社會實況之調查」、「農工組織之運動」等。這些，在當時都起了積極的作用和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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