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釗(7)_學達書庫

七

　　§第三章　「五四」時期

　　毛澤東在論述中國人民對於帝國主義的認識時指出：「第一階段是表面的感性的認識階段第二階段才進到理性的認識階段，看出了帝國主義內部和外部的各種矛盾，並看到了帝國主義聯合中國買辦階級和封建階級以壓榨中國人民大眾的實質，這種認識是從1919年五四運動前後才開始的」。李大釗從開始認識十月革命的性質和意義後，緊接著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分析了帝國主義戰爭的性質。五四前他連續發表揭露帝國主義侵略的評論，五四運動中，他更為有力地揭露了整個帝國主義「強盜世界」，引導中國人民認清敵人，把鬥爭的鋒芒直指帝國主義和依附於它們的反動軍閥政府，發揚不妥協的徹底的革命精神。

　　這就從思想上對五四運動起了重要的促進作用。

　　李大釗等在思想戰線上的鬥爭，促使封建文化日益崩潰。一些抵抗新思潮的「衛道之士」，卻還在做著垂死的掙扎。1919年3月，守舊文人林紓在上海《新申報》發表文言小說《荊生》，誣衊新文化運動，企圖借軍閥的橫暴統治來阻止新思潮的推進，他還在《公言報》上發表致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的公開信，大肆攻擊北京大學「覆孔孟，鏟倫常」，「盡廢古書，行用土語」。這時，《每週評論》第12期從《晨報》轉載了李大釗的《新舊思潮之激戰》，怒斥那些勾結封建軍閥的文人：你們總是隱在人家的背後，想抱著那位「偉丈夫」的大腿，拿強暴的勢力壓倒反對你們的人，替你們出出氣，或是作篇鬼話妄想的小說快快口，造段謠言寬寬心，那真是極無聊的舉動。須知中國今日如果有真覺醒的青年，斷不怕你們那「偉丈夫」的摧殘。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也迅速對林紓的信作了公開答覆，他站在「思想自由」和「兼容並包」的立場上，對新文化運動作了有力的支持。然後，《每週評論》等17和19期又先後刊出「對於新舊思潮的評論」，集中登載各報的言論，促進新文化運動更廣泛地開展。

　　1919年1月18日，美、英、法軍和帝國主義策劃的「巴黎和會」開幕。我國派出的專使在會上提出取消帝國主義列強在我國的特權，廢除「二十一條」，收回山東的權益等。但是，「和會」一開始就暴露出它的強盜分贓真面目，使我國受到極大的威脅。

　　在這嚴峻時刻，北京各學校學生，于2月初紛紛集會，提出維護國家主權的要求。2月5日，各校以北大為中心開始組織起來。《每週評論》2月9日作了報道：「北京學生聯合會籌議抵抗：北大學生于5日晚間在法科開全體大會，到會2000多人。舉出幹事10多人，分頭進行。並聯合各校學生，電致巴黎五專使不要讓步」。

　　隨著對十月革命和馬克思主義逐步廣泛的宣傳，隨著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日益深入人心，在李大釗的周圍，也逐漸團結了一批革命知識分子，少數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則是他們中的骨幹。

　　李大釗不僅在北京大學經常聯繫著一批愛國學生，也指導著校內外許多報刊、團體的活動。

　　《國民》雜誌社是1918年10月成立的，有社員100多人，請李大釗擔任導師。《國民》雜誌創刊號於1919年1月1日出版，這個刊物連續發表了很多反帝反封建的文章，突出地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

　　與《國民》同時創刊的還有《新潮》，這是北京大學學生辦的雜誌，李大釗擔任了新潮社的顧問，他不僅在出版方面給予很多幫助，還為他們撰寫文章，同時，又在圖書館撥了一間房子給他們使用。五四前的《新潮》，在反對封建倫理和封建文學上起了重要作用，在青年知識分子中有較大的影響。

　　李大釗還聯繫著《晨報》副刊。《晨報》的前身就是李大釗編輯過的《晨鐘報》。在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高潮即將到來之際，李大釗利用了以前和《晨鐘報》的關係，使《晨報》第7版（副刊）成為一個傳播新文化的園地。1919年2月7日，在李大釗的幫助下，《晨報》第7版開設了「自由論壇」，經常發表論述新思潮及社會問題的論文。李大釗在這上面先後發表了《戰後之世界潮流》、《青年與農村》、《現代青年活動的方向》、《勞動教育問題》等一系列政論性的文章。

　　李大釗當時還號召青年學生和社會團體中的知識分子，要與工農群眾相結合，到工人、農民和勞動婦女中去開展工作。

　　1919年春，李大釗調查瞭解到唐山煤礦工人的狀況，工人們終日在坑裡做工，享受不到「人世間的空氣陽光」，在資本家和包工的壓迫下，過著牛馬不如的生活，而在這樣近9000工人聚合的地方，卻還沒有「一個工人組織的團體」。他寫了《勞動教育問題》一文，指出工人的「生在組織不良社會制度之下」，資本家掠奪工人勞動果實，又奪去他們的精神生活。主張必須多設「勞工補助教育機關」。同時，在他寫的《戰後之婦人問題》中，談到男女勞工問題，並提出必須打破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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