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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一日,中央軍委發佈長征命令,一方面軍主力和中央、軍委機關共八萬多人離開中央蘇區,開始長征。林伯渠被編在中央縱隊,又名「紅章」縱隊。當時中央機關和後勤部門都編在這個縱隊,共有一萬多人。在長征的過程中,林伯渠同董必武、徐特立、謝覺哉等老同志一起,經過千難萬險,進行了艱苦的行軍,同時他還擔負著沒收徵發委員會主任和總供給部長的職務,做了大量的後勤工作。

  十月二十一日,中央紅軍于江西安遠、信豐間,突破敵人第一道封鎖線,渡過章水,進入廣東北部。因為到了白區,不能再用蘇維埃鈔票買東西,過章水的第二天,總政治部代理主任李富春,根據沒收徵發委員會擬定的文稿,發佈了《沒收捐款暫行細則》,提出:各部隊在白區行動中,應發動所屬士兵尤其是党團員在駐地附近調查地主、富農及反動分子,進行沒收工作,將沒收的金錢、軍用品、資料等集中團供給處,送交沒委會;米穀、衣服、日用器具等的分配,由沒委會規定原則,「由供給處負責商同政治處,分配給部隊及群眾(應當特別注意分發給當地群眾)」。細則還規定:「在我軍新佔領之城市,一切沒收、徵發、捐款等工作,均集中由進城部隊之最高政治機關及其沒收委員會統一進行,各部隊不得單獨進行,以免造成無組織的混亂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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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所說「城市」,主要是指一些縣城。

  長征途中,林伯渠在中央軍委和總政治部的領導下,經常是每到一地,就召開會議和找人商談,研究部署籌集與分配糧款的問題。

  十一月,中央紅軍連續突破敵人第二、第三道封鎖線,越過粵漢路和瀟水,進至湘江東岸,隨後,經過一周的激戰,又渡過湘江,突破敵人的第四道封鎖線。由於「左」傾教條主義者在紅軍戰略轉移中又犯了逃跑主義的錯誤,仍然保持著龐大的中央機關,捨不得丟掉罎罎罐罐,帶著大批輜重,迫使紅軍不得不作甬道式的前進。過了湘江,中央紅軍就由出發時的八萬多人減至不足四萬人了。接著,部隊進入湘桂邊境的越城嶺山區。這裡山高路陡,桂系軍閥脅迫老百姓堅壁清野,不但行軍日益艱難,部隊的供應也越來越困難。為了保證部隊的供應,有時林伯渠還要親自帶領戰士和幹部去打土豪。

  由於這一帶多是苗族、壯族居住的地區,在沒收和徵集糧食的工作中,林伯渠十分重視黨的民族政策。他經常教育戰士和幹部:「我們是革命的隊伍,我們是保衛勞動群眾和少數民族的,只能打土豪,不能傷害勞動群眾和少數民族。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得到人民群眾的支持和擁護。」一次,他和部屬一起去籌糧,那個地方的老百姓因受國民黨反動派的宣傳,把糧食藏起來,人都跑光了。他們走了好幾個村莊,才在一戶人家草席下面的坑裡,發現了兩百斤玉米。同志們正要往口袋裡裝,林伯渠卻強調要弄清物主是誰。他說:如果是地主,我們按政策沒收,將沒收委員會的告示放在此地;如果是一般老百姓,則要按市價收買,並留言我們是紅軍,是幫助窮人打土豪分田地的。後來,經過調查分析,認定物主是一戶中農,大家按林伯渠的指示,把信和錢壓在坑邊,才將糧食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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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堅貞:《手舉馬燈照萬人》。

  為了嚴明革命紀律,林伯渠對部屬約法三章:一切繳獲要歸公,該分配給群眾的分給群眾,該留給部隊的留給部隊。個人不能私拿私分一點物品,不准吃土豪家的東西,也不准在土豪家煮東西吃。

  十二月十一日,中央紅軍打開湖南通道縣城,十四日佔領貴州黎平。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會議上,採納毛澤東的意見,放棄了到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師的計劃,決定進軍黔北,在川黔邊境創建新的根據地。會上還決定對部隊進行整編,緊縮機關,充實戰鬥隊伍,將中央縱隊(紅章)與軍委縱隊(紅星)合併。一九三五年一月初,中央紅軍渡過烏江,佔領遵義。中共中央在遵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批評了博古和共產國際派來中國的軍事顧問李德在軍事方面的錯誤,確立了毛澤東在全黨全軍的領導地位。從此,結束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黨中央的統治,使中國革命又重新走上了正確的發展道路。林伯渠熱誠地擁護黨的遵義會議的決議,擁護毛澤東的領導。

  中央紅軍在遵義得到暫時喘息的時間,這裡物資比較豐富,紅軍利用這個機會進行休整補充,但林伯渠的工作這時卻更加繁忙了。進入遵義城的第二天,他就派總供給部楊志誠隨一軍團前往桐梓,協助一軍團從事沒收與徵發工作,購買布匹、洋油、藥品與通訊器材等。這時軍委規定,各部隊按規定的地區籌集到的糧食、現款和物資,除糧食留夠自己部隊一個月的食用以外,其他都要上報「沒委」統一處置。一月二十三日,林伯渠以總沒收委員會主任的名義和紅星政治部主任李富春聯名發出《各部隊取用沒收品徵發品辦法》的通知,規定:穀子一律不作價,由各部隊按需要領取;每人每天發六分錢菜錢;取用鹽、油、洋油照市價減半;布匹整匹的照市價三分之一算價。當時總沒委和總供給部,依靠各部隊和地方工作團將各種物資現款收集起來,然後再將布匹趕製成衣服、綁腿,按照新制定的供應標準,將各種物資和一些現款分到有關單位。這個工作量是很大的。

  遵義是貴州的第二大城市,它附近的桐梓等縣城的商業也比較發達。林伯渠在進行沒收和徵發的工作中,按照軍委和總政治部的指示,十分注意保護工商業和爭取中間勢力的政策。他不止一次地強調:對城市的沒收徵發工作,一定要有計劃、有秩序地進行,不要亂貼「空條子」;凡沒收徵發的事,均須經過沒收機關的審查與批准,向商人捐款一定要極端審慎,沒有明顯證明其進行反革命活動的商店,不能沒收;對於商人兼地主的,只沒收其地主部分的財產,不沒收其商店。如果不沒收其部分財產,採用罰款更有利時,其部分財產也可以暫時不沒收,對於反動統治下的保甲長及在反動機關任職的普通分子,應根據其階級成分及群眾對他痛恨的程度,而決定是否沒收,不能一般的認為凡是保甲長便是反革命,而立即沒收其財產。

  遵義會議後,部隊進行縮編。二月二十日,總政治部決定取消各級沒收委員會,改為在各級政治部地方工作部下設沒收徵發科,負責指導與計劃沒收徵發工作。林伯渠仍然擔負著這方面的工作,特別是軍委縱隊的沒收徵發工作仍然由他直接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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