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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二


  七月十九日,奉中共中央之命,李立三、鄧中夏到達九江,召集在潯的譚平山、惲代英、聶榮臻、葉挺等,舉行座談會,進一步討論了政局和武裝起義問題。會議分析了張發奎的態度,認為他已日益右傾,與他合作回廣東,很少可能,甚至有被三、六、九軍包圍完全消滅的危險。因此提出了應當拋棄依賴張發奎的政策,「在軍事上趕快集中南昌,運動二十軍與我們一致,實行南昌暴動」,「在政治上反對武漢、南京兩政府,建立新的政府」。會議並決定由李立三、鄧中夏赴廬山同瞿秋白商議,將上述主張報告中央,請求中央儘快作出決定。瞿秋白也完全贊同李立三的主張,並於七月二十一日回武漢,向中央報告。就在李立三等在九江舉行會議的當天,林伯渠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與吳玉章等秘密乘船東下,駛抵九江。隨後移居廬山。林伯渠在廬山出席了李立三召集的討論武裝起義的會議。當時,林伯渠的堂叔在英國人開設的飯店仙岩客寓當大師傅,會議在他的廚房裡舉行。他們用圍裙遮起窗戶,點起蠟燭,討論有關武裝起義的問題。參加這次會議的約有十來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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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立三:《八一革命之經過與教訓》(1927年10月),《南昌起義》(資料選輯),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28頁。
  《南昌起義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3—54頁。

  差不多與李立三等在九江、廬山討論武裝起義的同時,中共中央也決定了對張發奎的態度:如果張發奎堅持擁護汪精衛的立場,即與他脫離關係,並在九江將其解決。因此,當瞿秋白向中共中央報告九江諸同志意見時,中央即表示贊成他們的主張。同時,中央還決定組織黨的前敵委員會,指定周恩來、惲代英、李立三、彭湃為委員,周恩來為書記,代表党領導這一次起義。七月二十六日,周恩來到達九江,向在九江的同志傳達了中央的決定,經過再次討論,決定一方面積極進行軍事準備,一方面派鄧中夏攜帶暴動的詳細計劃,回武漢向中央報告。二十七日,周恩來同李立三、譚平山等同赴南昌,正式成立了前敵委員會。在南昌,周恩來等吸收賀龍參加,成立了公開組織暴動的國民黨特別委員會,準備發動南昌起義。

  這時,武漢國民黨當局已經發現四軍、十一軍和二十軍內部不穩。二十九日,汪精衛、張發奎等蝟集廬山開會,決定嚴令賀龍、葉挺將開抵南昌的部隊撤回九江,封閉九江市黨部等單位,在第二方面軍中實行清共。被邀參加這次會議的第四軍參謀長葉劍英,迅速將此緊急情況告知共產黨人,建議惲代英等火速離開九江。當日,惲代英來到廬山牯嶺,約林伯渠、黃日葵、吳玉章、章伯鈞等去南昌。他們立即下山,除吳玉章留在九江接應準備到南昌的中共同志和國民黨左派人士外,其他人從沙河站上火車,迅速駛向南昌。在南昌,林伯渠下榻于南昌市中心的洗馬池江西大旅社。這裡是中共許多人員落腳的大本營。前委書記周恩來曾在這裡召開過前委擴大會議。林伯渠根據周恩來的指示,和徐特立一起利用舊友關係,去做爭取江西省代主席姜濟寰的工作。姜是湖南長沙人,隨北伐軍來到江西,先後任省政府財政處長、建設廳長和民政廳長等職。這年六、七月間,朱培德離開南昌,省主席一職由薑濟寰代理。七月下旬,江西處在暴風雨前夕,朱培德曾派親信專程來南昌,企圖拉攏薑濟寰跟他走。林伯渠和徐特立為了爭取薑濟寰,住進薑公館,數次與他長談,說明國民黨右派背叛孫中山的三大政策,不得人心,必然失敗,只有跟共產黨走,才能救國家民族。他們推心置腹要薑濟寰審時度勢,前進而不倒退。姜濟寰毅然聽從了他們的意見,表示「堅決跟共產黨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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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伯鈞:《永遠被中國人民記憶著的「八一」》,《南昌起義研究》,第130頁。
  姜治方:《集郵六十年》,《湘江文藝》,1979年第8期至1980年第6期。

  八月一日淩晨,南昌起義爆發,向國民黨反動派打響了第一槍。當天,林伯渠與當時是國民黨中央委員的毛澤東(不在南昌)、譚平山、吳玉章、惲代英、董用威(即董必武)、於樹德,夏曦、鄧穎超、高語罕、楊匏安、許甦魂、謝晉、江浩和韓鱗符等共產黨人,以及宋慶齡、鄧演達、柳亞子、彭澤民等國民黨左派共二十二人,聯合發表了國民黨《中央委員宣言》。「宣言」痛斥蔣介石、汪精衛集團「皆已成為新軍閥之工具,曲解三民主義,毀棄三大政策,為總理(指孫中山)之罪人,國民革命之罪人」,號召一切革命力量共同努力,為獲得一個新的根據地,解決土地問題,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一切新舊軍閥而鬥爭;最後嚴正宣告:今後將同一切假冒國民黨革命名義者奮鬥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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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昌《民國日報》,1927年8月1日。

  同日,選舉產生了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林伯渠是二十五個委員之一,且兼財政委員會主席,姜濟寰仍為代理省主席,第二天下午在慶祝起義勝利的群眾大會上,參加了宣誓就職典禮。

  南昌起義的勝利,使武漢國民黨反動派大為驚恐,急忙下令圍攻。起義軍決定南下回廣東,依靠海口,取得國際援助,重整旗鼓,再次舉行北伐。八月三日至七日,部隊陸續撤出南昌,沿著贛東山地向南挺進。

  這時正值三伏天氣,暑氣熏人,贛東又多崇山峻嶺,道路崎嶇。而鬚髮已斑的林伯渠同年輕戰士一樣,精神抖擻地翻山越嶺,跟著一群青年男女唱著「我們是工人和農民的少年先鋒隊」。上了年紀的人,歌聲自然不那麼優美,但他還是不停地唱著,用那不大成調的歌聲來鼓舞士氣,調劑疲勞。一位年輕而又頑皮的女同志,見了他那神態,笑著高聲地喊起來:「喂!林伯渠同志,你應該唱『我們是工人和農民的老年先鋒』。」她把那個「老」字說得特別響亮,大家轟然大笑,林伯渠也樂哈哈地笑起來,還得意地摸摸自己的鬍子。

  部隊向南行進,經過臨川(今撫州)、宜黃、廣昌、瑞金等縣時,革命委員會均任命林伯渠為各該縣縣長。林伯渠分別用縣長名義發出安民佈告,號召人民群眾支援革命軍隊。

  林伯渠任財政委員會主席,肩負著為部隊籌款的重任。革命委員會剛誕生時,曾就財政政策問題進行討論,決定在原則上要根本改變以往舊部隊每到一地即行通過舊政府或商會提款、派款和借款的財政政策,將財政負擔從貧苦工農身上,轉移到富有者階級上去,並且決定立即廢除厘金及其它苛捐雜稅(這一點當時已有反對意見)。當時,財政委員會沒收了江西中央銀行的現金,連同其它共約有近三萬元款項,可要供給一支近三萬人的部隊,卻是管不了幾天,到了臨川以後,軍餉和給養即發生了困難。紙幣不能流通,急需設法籌辦銀元等現金。於是又展開了財政政策的大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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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霖:《從武漢到汕頭》,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8—6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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