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伯渠傳(33)_學達書庫

三三

　　林伯渠差不多每到一處都要領導政治部工作人員進行宣傳，幫助民眾建立革命組織和革命政權。十一月八日，六軍政治部在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就曾記述了在奉新組織民眾、建立革命政權的情況。報告寫道：

　　奉新在革命軍未到以前，國民黨人僅兩人。政治部在奉新停留二十多天，組織臨時縣黨部，加入黨者約一百四十余人，學生分子最多。現在領導該黨部工作的人，系左派，組織較強，現正設法令其組織農民。此次南潯路作戰，奉新縣黨部組織一前敵工作團約百餘人，擔任輸送前線子彈，抬送傷兵，很有功效……他們不怕炮火，不怕苦，顯然表示人民真正愛護革命軍，同時充分地表現其革命性。

　　林伯渠在奉新還以政治部名義，扣押並親自審理了奉新前縣長貪官熊坤，委任王昌政為安義縣知事，鐘資能（六軍的一個副團長）為靖安縣知事。當時靖安前縣長文倬（江西萍鄉人），在北伐軍進至奉新時卷款潛逃，其縣長職務由張某代理。張憑藉其子張國燾的名聲，抗不交職。林聞訊後，派政治部秘書、中共黨員李世璋率一營武裝前往查處，扣押了張某，幫助靖安縣建立革命政權、國民黨縣黨部和工會、農會，發動群眾審判了前縣長和兵站催征官董紀宦。最後，林伯渠批准將董紀宦槍決。

　　再如，六軍攻佔塗家埠以後，林伯渠經過調查，瞭解到塗家埠所在的永修縣有組織的農民約千余人，婦女協會亦有工作，即任命王懷心（中共黨員）為永修縣縣長，周鳳池為永修縣警佐，王容為塗家埠警察所長，文若海為塗家埠統稅局長。

　　六軍政治部的民眾工作，在入贛北伐軍中是比較突出的。當時《民國日報》就曾作過這樣的報道：「第六軍首先入江西後，各縣民眾在該軍政治部指導下，均自動組織縣黨部、農民協會、工會等，且無不積極工作，一時革命空氣，大見發揚」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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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上海《民國日報》，1926年12月3日。

　　十一月八日，林伯渠隨六軍進駐南昌後，還參加了建立江西省政權的工作。當時，在南昌成立了江西省的臨時政治委員會，以朱培德、白崇禧、程潛、魯滌平、李宗仁、李富春、朱克靖、林祖涵、張國燾、李仲公等為委員，隨後又成立了省的政務和財務委員會，這三個委員會均作為省的臨時政權機關。由於臨時政治委員會代主席朱培德事事都聽命於蔣介石，這三個委員會在許多重大政治和財務問題上，常與方志敏等共產黨人為主體組成的國民黨省黨部發生衝突。例如在財政問題上，財務委員會堅持要繼續徵收鴉片捐，並且美其名曰「寓禁於征」；而省黨部則堅決主張禁絕鴉片，反對繼續徵收鴉片捐，提出可以開徵殷富捐，以彌補財政的收入。遇到這種情況，林伯渠和李富春、朱克靖等總是利用他們與各軍長以及其他委員的私人關係，多方做工作，爭取那些人支持省黨部的意見。

　　一九二六年底，林伯渠和李富春等還爭取臨時政治委員會作出決定，支持毛澤東在武漢開辦農民運動講習所，解決了江西省農運經費問題。北伐前，林伯渠就曾與毛澤東計議過在中國中部創設農民運動講習所的問題。是年九月，廣州第六屆農講所結束，毛澤東到上海任中共中央農委書記，正式向中央提出在武漢創辦農民運動講習所，並得到中央批准。十一月下旬，毛澤東去武漢途中，到南昌再次與林伯渠籌商此事。林伯渠積極贊同這一主張，親自陪同毛澤東訪問第二軍代理軍長魯滌平和該軍黨代表李富春，爭取他們的支持。由於林伯渠和李富春多方做工作，江西臨時政治委員會于十一月二十九日正式作出決議：江西選派一百五十名學員送武漢農講所學習，並負擔經費一萬二千元，即平均每個學員八十元。後來，湘、鄂兩省選派農講所學員及所承擔的經費，基本上也都是仿照江西的辦法。林伯渠、李富春還與毛澤東商量，在武漢組織農講所籌備處，以龍式農，王禮錫為江西省的籌備員。稍後，江西省政治委員會和財務委員會決定，由通志局款項下每年撥十三萬五千元作為省農協的經費，也是林伯渠與李富春等積極努力爭取的結果。

　　一九二七年一月，漢口、九江相繼發生英國水兵殺害中國工人群眾的「一三」、「一六」慘案，在聲勢浩大的反對英帝暴行的群眾運動中，武漢國民政府接管了漢口、九江英租界。第六軍被調往九江，林伯渠又參加了收回九江英租界的善後工作。他在九江曾多次出席群眾集會，發表演說，號召群眾堅持反對英帝國主義的鬥爭、誓作政府後盾。由於六軍擔任租界的警備，林伯渠還到英租界視察，出席九江衛戍會議，會晤武漢政府委派的管理英租界委員會的委員，到市民外交行動委員會開會，研究加強警備和維持租界秩序，報告政府的態度與談判進展情況，籌商有關調查慘案經過，救濟罷工工人等各項問題。當時，九江國民黨市黨部的組織、宣傳、工人、青年各部的部長及主任秘書，均為共產黨員，林伯渠以六軍政治部主任身份，還曾主持召開九江國共兩黨負責幹部會議，研究黨、政組織開展工作問題，決定將九江國民黨市黨部公開。

　　六軍在三次進攻南昌的戰鬥中傷亡很大，兵源雖陸續得到補充，但部隊急需整頓。在九江期間，林伯渠還協助程潛對六軍進行了整訓，主持召開六軍國民黨代表大會和政治工作人員會議，成立了六軍的國民黨特別黨部，進一步改進和加強了部隊的政治工作。為了培養和補充各師、團的政工幹部，他還假儒勵中學校址，開設了一個特別訓練班，並親自授課。此外，他還經常到部隊訓話。後來六軍在向長江下游進軍時，表現得很英勇，就是同這一段的整訓工作分不開的。

　　林伯渠在北伐過程中宣傳群眾，組織群眾，幫助群眾建立革命政權的工作，是同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的觀點完全對立的。當時中共中央曾要求各地黨組織甘當「在野黨」，就在林伯渠任命奉新等縣縣長的過程中，中共中央曾指名批評林伯渠委任的王懷心等當縣長是「腐敗墮落」，充分表現了「機會主義的傾向」，要中共江西黨組織「急速糾正」，「立刻限期命令他們辭職」；並說「如果過期不理，立即登報公開開除」①。對於林伯渠、李富春等以各軍政治部主任身份任江西臨時政治委員會委員，陳獨秀等雖然沒有命令他們立即退出，但也提出要他們明白向國民黨表示：「（1）政治部工作繁重決不能兼任政府委員；（2）暫時雖因體制不能退出，以後必須換人」。還提出要江西黨的組織「注意物色舉薦左派的人以為代替」②。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者這種錯誤理論和行徑，不但使中共喪失了參加地方政權的許多機會，限制了革命力量的發展，而且助長了國民黨右派的反動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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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②　《中央局給江西地方信》，1926年1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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