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伯渠傳(27)_學達書庫

二七

　　在籌備國民黨二大的過程中，本來，中共廣東區委書記陳延年和周恩來、鮑羅廷曾商量，打算在大會上採取打擊右派、孤立中派、擴大左派的方針，公開開除西山會議派及戴季陶、孫科等人的黨籍；在選舉中央執行委員時，多選左派，少選中派，使左派占絕對優勢，共產黨員應爭取占三分之一。當時在廣東工作的毛澤東、林伯渠、董必武、吳玉章、惲代英、張太雷等也都贊成這個主張。但是，這卻遭到陳獨秀等人的反對，他們連續給廣東發來幾封長信，要中共在即將舉行的大會上採取妥協退讓的政策。同時，他們還在上海與國民黨右派孫科及西山會議派分子葉楚傖、邵元沖大開談判，請孫科、戴季陶等回粵參加大會，並向孫、戴等人表示，中共決不包辦國民黨，在中央委員改選中不希望增加中共方面的人數。不僅如此，他們還派張國燾作為中共中央的代表去廣州，直接推行這一方針。這就使國民黨二大的準備工作，遇到了更大的困難。

　　然而，儘管有國民黨右派的破壞和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者的責難，國民黨二大還是如期於一九二六年元旦在廣州開幕了。是日禮炮齊鳴，飛機翱翔天空，與會代表和參加大會開幕典禮的十余萬群眾，高呼革命口號，歡聲雷動，氣氛十分熱烈。中國共產黨廣東區委，在這一天還發表了《對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祝賀大會的召開，希望大會能繼續堅持國民黨一大的政綱，堅持聯俄和黨內合作的方針，支持工農運動，制訂鞏固廣東革命基礎和發展全國革命運動的計劃。宣言還回顧了國民黨一大後黨內舊有的反革命分子被淘汰的歷史，指出：「國民黨每經退出這樣一批反革命分子後，非特不受損失反而排泄了腐爛而添了生機。」希望大會能對國民黨中舊有的反革命分子及「假孫文主義、不革命的孫文主義者」採取堅決的態度，森嚴黨的紀律，「使國民黨在左派領導之下發展為一個群眾的政黨，能使廣東的革命基礎擴大到全國」。

　　林伯渠是出席這次大會的中共黨團成員之一，他和毛澤東、譚平山還被推舉為大會的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的委員。在一月四日大會的第一次會議上，他首先代表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向會議報告了大會的籌備過程，曆述了第一次大會後全國革命形勢的發展與黨內鬥爭的經過。汪精衛、譚平山、蔣介石、宋子文、劉爾崧、陳公博、甘乃光、何香凝、毛澤東等，也分別向大會作了關於政治、黨務、軍事、財政、工人、農民、青年、商民、婦女、宣傳等方面的報告。

　　由於這次大會是在五卅運動和廣東統一之後，群眾革命情緒空前高漲的形勢下召開的，出席會議的代表約有三分之一是共產黨員，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在代表中占壓倒優勢，宋慶齡、何香凝以及當時還屬左派的汪精衛等人，也都希望能排除西山會議派等右派勢力，所以會議在就上述報告所通過的相應決議與大全宣言中，再次宣佈了接受孫中山的遺囑，重申國民黨一大的政綱與政策，並進一步制定了發展革命運動的計劃。會議還不顧蔣介石和張國燾等人的阻撓，作出了「彈劾西山會議派的決議」，宣佈永遠開除謝持、鄒魯的黨籍；書面警告居正、石青陽、葉楚倫等，要他們限期悔過，否則即開除黨籍；訓令戴季陶，「促其反省，不可再誤」。對於參加「同志俱樂部」和段祺瑞「善後會議」的右派分子，會議也作出決定，對他們進行了紀律處分。所有這些，都有力地打擊了右派的反動氣焰和分裂活動。

　　大會在最後的選舉中，由於張國燾極力推行陳獨秀的妥協退讓政策，反對增加中共黨員在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中的名額，甚至連汪精衛提出的全部保留一屆中委中的共產黨員的主張，他也極力反對，致使陳延年、周恩來等在會前提出的新選中委中共產黨員應占三分之一的主張落了空。相反，卻使國民黨右派胡漢民、孫科、戴季陶、伍朝樞、蕭佛成等當選為中委。在監委的選舉中，右派更占了絕對的優勢。雖然如此，會議仍選舉了共產黨人林伯渠、譚平山、李大釗、於樹德、吳玉章、楊匏安、惲代英等七人為中委；毛澤東、董必武、夏曦、韓麟符、鄧穎超、許甦魂等六人為候補中委；高語罕、江浩、謝晉等三人為監委或候補監委。在隨後的二屈一中全會上，林伯渠、譚平山、楊匏安又被選為中央常委（共九人）。在國民黨中央秘書處、各部部長與秘書的人選當中，共產黨員也佔有很大的比重。如中央秘書譚平山、林祖涵，秘書處書記長劉棻；組織部長譚平山，秘書楊匏安；農民部長林祖涵，秘書羅綺園；宣傳部秘書沈雁冰（不久，宣傳部長也由毛澤東代理）；工人部秘書馮菊坡；青年部秘書黃日葵；婦女部秘書鄧穎超；海外部秘書許甦魂，他們都是共產黨員。在國民黨二大決定設立的財務審查委員會（掌管黨務經費的分配）的五名成員中，也有四人是共產黨人，即林伯渠、董必武、韓麟符與惲代英，而且林還是該會的主席。此外，譚平山、林祖涵還是政治委員會的成員，惲代英是黨務審查委員會成員，高語罕、謝晉是黨籍審查委員會的成員。這些都說明，在大會選舉的中執委中監委和在其後建立的中央領導機關中，共產黨員仍有很大的力量，右派分子在大會前所鼓吹的「分共」陰謀並未能得逞。

　　總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雖然因陳獨秀等人推行妥協退讓政策，使右派特別是蔣介石、戴季陶等所謂中派在中執委、中監委中佔有很大的優勢，給後來革命的發展帶來了嚴重後果，但它還是起了積極的作用。其所以如此，這主要是譚平山、林伯渠、吳玉章等許多共產黨人和宋慶齡、何香凝等國民黨左派共同努力的結果。

　　〖發動和領導農民運動〗

　　國民黨二大以後，中國共產黨為進一步鞏固和擴大革命統一戰線，於二月十二日發出第七十六號通告，指示各地黨組織，在參加大會的代表回到各地後，均應依照大會的決議和宣言及本黨的政策，訂出發展國民黨的工作計劃，痛斥國民黨右派的錯誤，擴大「以Ｃ·Ｐ為核心」的國民黨組織。二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四日，因陳獨秀「病勢沉重已經月餘與中央局隔絕消息」①，中共中央在北京舉行「中央特別會議」，又集中地討論了現實的政局和黨的當前任務。會議針對帝國主義正加緊分化破壞革命統一戰線、糾集軍閥吳佩孚和張作霖進攻馮玉祥國民軍、並準備對革命策源地廣東發動進攻的形勢，明確提出：「最近將來黨在全國政治上第一的責任，是從各方面準備廣東政府的北伐」，將廣東國民黨政權推廣於各省②。同時還指出，黨的「北伐的政綱必須是以解決農民問題做主幹」；北伐，「不僅是廣東作軍事的準備，更要在廣東以外北伐路線必經之湖南、湖北、河南、直隸等省預備民眾奮起的接應，特別是農民的組織」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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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中央通告》第79號，1926年3月14日。
　　②《關於現實政局與共產黨的主要職任決議》，1926年2月。
　　③《中央通告》第7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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