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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


  在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主張有了重大改變的時候,孫中山也開始了他一生中最偉大的轉變。一九二二年八月初,孫中山離開永豐艦,經香港於八月十四日抵達上海。由於多次的失敗,特別是他自己親手培植起來的陳炯明的叛變,使他更加感到,中國革命需要尋找新的革命力量,必須學習俄國,取得俄國的援助。這時,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出現的第一次全國罷工高潮,也有力地促進了他的思想轉變,使他逐步認識到中國工人階級和中國共產黨的力量。所以,中共西湖會議之後,當陳獨秀、李大釗和馬林分別拜訪孫中山,提出中國共產黨員準備加入國民黨,幫助他改組國民黨時,他不但完全同意,而且還非常高興,「暢談不倦,幾乎忘食」。他並向陳獨秀、李大釗等表示,可以取消打手模、宣誓服從他個人的入黨方法,按著民主化的原則改組國民黨。說「你盡可一面作第三國際的黨員,一面加入本黨幫助我。」幾天之後,陳獨秀、李大釗、蔡和森、張太雷等即由張繼介紹,孫中山親自主盟,正式加入了國民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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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大釗:《獄中自述》(原稿)

  林伯渠十分敬仰孫中山的人格和革命精神,孫中山被陳炯明趕出廣州,避居上海後,他仍然留在國民黨中央黨部工作,同孫中山保持著密切的聯繫。上述陳獨秀、李大釗、馬林與孫中山的會晤,他大都參與其間。為幫助孫中山改組國民黨,他還經常「往返于上海廣州之間」。一九二二年九月以後,蘇俄駐北京代表越飛與孫中山彼此多次派出代表進行商談,也大都與林伯渠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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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邊府林主席談國內團結國共合作》,《解放日報》,1943年2月4日。

  在中共和蘇俄的幫助下,一九二三年一月一日,孫中山在上海以國民黨上海本部名義發表了改組宣言,承認中國已「陷於為列強殖民地之地位」,開始對其三民主義作了新的解釋。關於民族主義,即由過去的排滿發展為「除去民族間之不平等」,「內以促全國民族之進化,外以謀世界民族之平等」;關於民權主義,則由過去之「建設共和」,擴充為直接民權,「廢除以資產為標準之階級選舉」,「人民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居住、信仰之絕對自由權」;關於民生主義,除「平均地權」之外,又增加了節制資本的意義,提出「鐵路、礦山、森林、水利及其他大規模之工商業,應屬￿全民者,由國家設立機關經營管理之」。宣言還特別強調了民眾的重要性,提出「革命事業由民眾發之,亦由民眾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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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② 上海《民國日報》,1923年1月1日。

  一月二日,孫中山在上海召開黨務會議,通過了黨綱及總章,重申三民主義為黨的基本綱領,規定了黨的組成體制,廢除了原來入黨誓約和打手模等入黨手續。規定:「凡中華民國之成年男女,贊成本黨黨綱,並願確守本黨一切規章,有黨員二人以上之介紹,填具入黨志願書,經本黨給與黨證者為本党黨員」。孫中山在會上的講演,還特別強調了改進黨務的重要性。他說:只有改進黨務,恢復以前革命黨的精神,才能「有勝無敗」。這次會議,根據孫中山提出的尋覓黨務人材,不拘方式的推薦,重新推定了中央各部的組織人員,委彭素民、林祖涵為總務部正副部長,陳樹人、孫鏡為黨務部正副部長,林業明、周佩箴為財務部正副部長,葉楚倫、茅祖權為宣傳部正副部長,張秋白、周頌西為交際部正副部長。另委居正,孫洪伊、覃振、張靜江、于右任、廖仲愷、陳獨秀等二十一人為參議;柏文蔚、蔣中正等十三人為軍事委員會委員。其中各部的部長大多數都是起用的新人。一月三十日,孫中山又委任譚平山為中國國民黨廣東工界宣傳員,並要他先期回粵整頓黨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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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國民黨總章》,1923年1月2日頒佈,《革命文獻》第8輯,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78年影印再版,總頁第1049頁。

  林伯渠因事去廣州,沒有參加這次會議。當彭素民寫信告知委任他為總務部副部長時,他立即寫信給孫中山,表示:「祖涵頻年相從,無補高深,獨於三民主義以党治國之說,衷心研究,服膺拳拳,近察世界潮流,國際趨勢,欲導中國于強盛,確立東亞和平之基礎,均有賴於吾黨之工作」。林伯渠不僅熱誠擁護孫中山改進國民黨黨務的措施,並且表示願意繼續追隨孫中山,完成改組國民黨的大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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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引自李雲漢:《容共到清共》,臺北1973年版,第158—159頁。

  在孫中山著手改組國民黨時,他與蘇俄的關係也取得了新的進展。繼一九二二年底馬林赴桂林同孫中山商談國民黨與蘇俄結盟之後,一九二三年一月中旬,蘇俄代表越飛經過與孫中山半年多的通信聯繫,又由北京抵達上海,與孫中山進行了多次會談,於一月二十六日發表了《孫、越聯合宣言》。越飛在宣言中明確宣佈「中國之最重要最急迫問題,為完成全國統一,並取得完全之國家獨立。」「關於此項大業……俄國人民對於中國表最熱切之同情,並願予以贊助。」孫中山也再次表示,熱烈歡迎蘇俄對中國革命之幫助。這一宣言標誌著孫中山已消除對帝國主義的幻想,而最終確定了聯俄的政策。隨後,他又派廖仲愷陪同越飛去日本,商談具體合作的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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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民國日報》,1923年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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