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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


  黃愛、龐人銓均畢業於湖南甲種工業學校。「五四」時,黃愛協助周恩來編輯《天津學生聯合會報》及參加京津愛國運動,是天津覺悟社的成員,曾兩次被捕,後由李大釗介紹到上海協助陳獨秀做文書校對工作,不久回長沙與龐人銓組織湖南勞工會,有會員六千余人。黃、龐兩人在毛澤東和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的影響下,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由於領導湖南第一紗廠工人年關索餉鬥爭,被軍閥趙恒惕殺害,引起全國人民的公憤,京、津、滬和廣州都舉行了追悼會。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還為黃龐被害事件發表《對無產階級宣言書》,聲討湖南資本家勾結軍閥趙恒惕槍殺工人領袖的血腥罪行。廣州舉行黃、龐等的追悼會引起帝國主義者很大震動。林伯渠後來回憶說:「一九二二年一月,香港工人罷工,湖南省紡織工人罷工及軍閥趙恒惕槍殺紡織工人、社會主義青年團員黃愛、龐人銓,均以S·Y(社會主義青年團)名義做了熱烈嚴肅的支援與抗議。因此,香港華文及外文報和上海申新報及《字林西報》均十分注意登載此事,驚懼地惡意地說:不得了啊!布爾什維克過激黨在中國也搞起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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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伯渠:《党成立時期的一些情況》,《一大前後》(2),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2頁。

  一九二二年夏天,廣州政局發生了急劇的變化。陳炯明與孫中山的矛盾不斷激化,終於導致了陳炯明炮擊總統府的反革命事變。自一九二一年十月孫中山出師桂林準備北伐起,陳炯明就停發餉械,多方阻撓;同時暗中勾結香港英帝國主義者和直系軍閥吳佩孚,夥同湖南軍閥趙恒惕等鼓吹「聯省自治」。一九二二年三月。陳炯明竟然暗殺了積極支持孫中山北伐的粵軍參謀長兼第一師師長鄧鏗,迫使孫中山不得不回師韶關,改道北伐,並下令免去陳炯明廣東省長兼粵軍總司令、內務部長職務,但仍留其陸軍部長職務,冀其改過自新。

  中共廣東黨組織和社會主義青年團內部,對待孫中山與陳炯明之間的爭執,究竟誰是誰非,看法不一。大多數廣東籍的党團員,如陳公博、譚平山、譚植棠等,都偏袒陳炯明,歸責孫中山。這是由於兩年前他們回廣州創辦《廣東群報》時,陳炯明曾予經濟支持,而且陳炯明以省長名義邀請陳獨秀來粵主管教育,並曾從經濟等方面積極支持香港海員罷工,因此他們在政治上和陳炯明較為接近,對孫中山則日形疏遠。而且,他們對軍事北伐,缺乏信心,以為孫陳矛盾主要是孫中山身邊的氣量狹小的胡漢民挑撥而起的。他們在《廣東群報》上,發表了不少為陳炯明「聯省自治」製造輿論的文章。這時,正值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和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準備在廣州召開。陳獨秀和張國燾於四月底由上海趕到廣州,先召集中共廣東支部的黨員開會,少共國際代表達林和中共中央另一代表張太雷也出席了會議。會上陳獨秀報告了這次舉行全國勞動大會和社會主義青年團全國大會的方針和重大意義,還談到同國民黨建立合作關係的問題。廣東支部的黨員陳公博、譚平山、譚植棠等的發言,大都對孫中山頗有微辭,而傾向于支持陳炯明;惟獨林伯渠發言堅決主張支持孫中山。他認為孫中山過去組織同盟會,提出三民主義,推翻滿清封建王朝,繼之進行反袁世凱的二次革命,到護法戰爭和目前為打倒北洋軍閥的專制而北伐,都是進步的,值得欽佩的。國共兩黨建立合作關係,自應尊重歷史,與孫中山合作。至於陳炯明所標榜的「聯省自治」,無非是假借人民自治之名,行軍閥割據之實,于老百姓絕無利益可言。最後陳獨秀提出,對孫中山與陳炯明之間的矛盾,應觀察清楚後再決定我們的態度,目前仍應與國民黨所有分子合作,避免捲入他們內部的鬥爭。駐在廣州的遠東共和國電訊社記者斯托諾揚維奇等,也把孫中山本人和他的政府描寫得一團漆黑,而對陳炯明則表示好感。後來,在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的建議下,中國共產黨黨員和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員終於同意和孫中山合作。六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在第一次對時局的主張中提出:「邀請國民黨等革命的民主派及革命的社會主義各團體,共同建立一個民主主義的聯合戰線」。斯托諾揚維奇在達林的幫助下,也改變了他原來的觀點,和達林一道,支持中國共產黨和孫中山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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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見《張國燾回憶錄》第1冊,第215—216頁。《陳獨秀評論選編》(下),第105頁。
  達林:《中國回憶錄》(1921—1927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82頁。
  《中共黨史參考資料》(1),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41頁。

  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和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在廣州召開後不久,陳炯明即於六月十六日發動反革命政變,炮擊觀音山(即今越秀山)總統府。孫中山事前聞訊出走,在永豐艦上與叛軍作戰兩個多月後,才前往上海。在陳炯明叛軍炮擊總統府那天,林伯渠因他和林修梅素來對陳炯明持反對態度,恐遭陳毒手,連夜接回在執信女校寄讀的女兒,並帶著林修梅的眷屬一起乘船赴上海。

  〖國民黨一大前後〗

  林伯渠抵滬不久,就要跟隨他多年的曾福將女兒和林修梅的眷屬送回湖南老家,而獨自一人留在上海。這時,正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的政策發生重大變化,開始醞釀國共合作的時期。他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幫助孫中山改組國民黨,開始從事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工作。

  一九二二年七月,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根據列寧關於民族和殖民地問題的理論,正確地分析中國社會狀況和世界革命潮流,改變了一大時那種對其他黨派「斷絕一切聯繫」,一概採取「攻擊、排他的態度」,明確提出了黨的反帝反封建綱領和建立民主聯合戰線的主張。指出黨在現階段的基本任務是:聯合全國一切革命黨派,「組織民主的聯合戰線,以掃清封建軍閥推翻帝國主義的壓迫,建設真正民主政治的獨立國家」。八月十二日,馬林隨蘇俄代表越飛回到中國,向中共中央傳達了共產國際關於國共兩黨合作的建議,中共中央隨後又在杭州西湖舉行了特別會議。決定在保持黨的獨立性的條件下,中國共產黨黨員和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員以個人身份參加國民黨,以推動國民黨改組,建立革命統一戰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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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大前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17頁。
  《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1),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4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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