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伯渠傳(14)_學達書庫

一四

　　粵桂軍出師援湘後，湘南戰局陷於膠著狀態。這時直系軍閥代總統馮國璋和江蘇督軍李純等，在英美帝國主義的策動下，因主張和平解決南方戰事，而與受日本帝國主義扶掖的皖系軍閥國務總理段祺瑞矛盾日深。在湘南前線作戰的北軍王汝賢、范國璋本屬直系，見戰局失利，不願為傅良佐火中取栗，將所率部隊從前線撤至株洲，企圖借居間調停與南軍和好，取傅良佐湘督而代之。因此，王、范於十一月十四日通電停戰，聲稱「自零陵發生事變，力主和平解決，……此次湘南自主，以護法為名，否認內閣。但現內閣雖非依法成立，實為事實上臨時不得已之辦法。即有不合，亦未始無磋商之餘地。……自應雙方停戰」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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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湖南省志》第1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1版，第365頁。

　　通電發出後，嚇得傅良佐汗流浹背，連夜與省長周肇祥等新任官員，由長沙逃往岳陽，而由王汝賢代行督軍職務。當北軍後撤時，起義軍乘勢進攻，北軍潰不成軍，不過幾天，王汝賢、范國璋只好繼傅良佐之後，亦逃往岳陽。國務總理段祺瑞也因此而再次被迫下臺。

　　十一月二十日，程潛率起義軍進入長沙。湖南省議會、商會、教育會等召開各界代表會議，推舉譚浩明為湖南省督軍，程潛為省長，林伯渠為省署財政廳長，易象為政務廳長。時譚浩明仍逗留衡陽，不願就職。不到一月，程潛即被桂系及譚延闓派排擠，辭去省長職務，專任湖南護法軍總司令，出駐湘陰新市。十二月中旬，譚浩明來到長沙，以聯軍總司令名義兼攝軍、民兩政，決定不再設督軍、省長，改行三廳制（軍務、民政、財政），以桂系參謀長陳繼祖為軍務廳長，前國民黨湖南支部長、親桂系的劉岳峙為民政廳長，林伯渠仍任財政廳長。林伯渠在譚延闓督湘時，曾籌畫全省財務，湘南起義之初，又協助湘南政務處長林支宇籌措軍費，由商會發行一元、五元、十元貨幣，暫不兌換，軍民一律通行，不得低折；通令部隊保護商賈正常貿易，不准隨意扣留非關軍事物資。這些措施，得到商民的擁護，保障了市場的穩定和戰爭的供給。譚浩明原先想委任林支宇為財政廳長，借此分化湖南革命勢力，因林支宇堅不接受，才留任林伯渠為財政廳長，林伯渠為顧全西南護法大局，終於勉為其難。

　　這時，湖南形勢複雜，財政十分支絀。除岳陽以北的湘鄂邊境，仍為數萬北軍佔據外，南軍又有湘南護法軍、桂軍、粵軍以及湘西等地各種雜牌軍之分，總數不下五萬餘人。雖號稱聯軍，實則各自為政，除林修梅旅等少數護法部隊紀律較好外，其餘大部均自行就地收捐截稅，強提銀行、厘局存款，甚或勒索商民，打家劫舍。北軍所過的戰區，更是姦淫燒殺，十室九空，屍橫道路，臭氣熏騰，有些村鎮不見人煙。在這種戰爭環境下，籌辦財政，自然十分艱難。林伯渠在初任財政廳長時，曾寫過一份呈文給省長程潛，充分反映了當時的困難情況。文中說：

　　緣軍興以來，人心惶恐，厘金則稅源枯澀，田賦及各項雜稅，商民亦觀望不前；且各路軍餉，往往隨地取求，其間假借名義，勒索款項者，遂所不免，甚至地方痞徒，乘機肆搶，正供所入，損失彌多。近如益陽、安化、甯鄉、石門、桃源等縣知事公署，及益陽三汊磯、靖港、靳江河、塱、南華、澧、安各厘金徵收局，並湖南銀行之常德、益陽、安化等處分行支店，或被勒提，或遭劫掠，損失公款，警報紛來，其中由軍隊逕赴縣局提用者有之，由縣局已解銀行支店或起解在途被兵提去者亦有之。似此情形，各縣局即能多所徵收，亦無補公家之毫末。如分行支店受此打擊，多至不能營業，金融停滯，更覺險象環生。況查各縣局相距銀行支店較遠之處，征存賦稅，因道途不靖，未能起解者，尚複不少。加以各水警署向泊各厘局護卡巡船，近亦因故，紛離汛局，款尤旦夕可危。坐此各種原因，以至總行實收之款，日益寥寥，應付奇難，幾等無源之水①。

　　林伯渠同情勞動人民，關心百姓疾苦，生活樸素，廉潔奉公。他的女兒後來回憶說：「聽母親提到父親當財政廳長，就是給她買過一匹省青布，此外什麼也沒有。」送禮物來的客人准會倒黴，總是受到她父親訓斥一通，然後要聽差抱著禮物隨客人一起送回去。

　　在桂系譚浩明的干預下，財政廳長更不好做。當時報紙曾有這樣的記載：「林君目睹湘省財政如滄海橫流，沛然莫能禦，光洋每元竟漲至五千左右，漢匯漢銀一千兩需湘紙一萬一千兩，現貨來源斷絕，貨幣愈發愈多，以至百貨騰貴，農泣于野，商呼於市，補救乏術，坐視不忍，誠難乎其財政廳長矣，故亦提出辭職書，聯帥亦予慰留。」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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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湖南大公報》，1917年12月7日第7版。
　　②上海《民國日報》，1918年1月16日第6版。

　　一九一七年底，湖南戰場南北兩軍雖然暫時停止了戰鬥，但卻沒有達成協議。一九一八年初，皖系軍閥張敬堯通電主戰；軍政府孫中山和湘軍將領也力主進兵，把北軍逐出湖南省境。一月二十七日，湖南護法軍攻克岳陽名城。北軍在撤退時，縱火燒城，死傷居民二、三千人，大部分店鋪民房化為灰燼。

　　這期間，段祺瑞已向日本借得巨額款項，直系也不甘心于他們的部下王汝賢、范國璋在湘被逐，直皖兩系再度合夥，段祺瑞複任國務總理，部署四路兵馬，大舉進攻湖南。一路由曹錕率領吳佩孚的第三師等居中統籌；一路由張敬堯所部第七師進攻岳陽；一路由張懷芝率領雜牌軍從江西側攻湘東；一路由吳光新率領盧金山師和馮玉祥旅由沙市進襲湘西。四路北軍號稱四十余萬人，而湘、桂、粵聯軍合計不過五萬餘人，眾寡懸殊，勢難抵敵。三月間，岳陽、長沙相繼為北軍佔領。程潛、林修梅等退守衡陽，力圖固守衡州，擋住北軍精銳吳佩孚部隊的進攻，而以趙恒惕、劉建藩部從右翼襲擊北軍的薄弱環節張懷芝部。

　　三月二十五日清晨，林伯渠隨同聯軍總司令譚浩明、軍務、民政廳長等乘船撤離長沙，經湘潭抵衡陽。在衡陽，他和民政處長林支宇、衡陽道尹陳煥南、前政務廳長易象，國會議員王恒等一道為部隊籌措糧餉，策劃守城工作。王恒是江西人，久羨衡州名勝和南嶽山水，幾次邀約林伯渠同游，終因軍務倥傯，未能成行。四月二十一日，吳佩孚兵臨衡陽城下，林伯渠等又撤往耒陽、郴州。

　　正當衡陽失守的時候，劉建藩部在攸縣向張懷芝部發動攻勢，連克攸縣、醴陵、株州，前鋒直薄易家灣，離長沙僅數十裡。北軍望風披靡，長沙旦夕可下。五月一日，劉建藩夜雨搶渡白石港，不幸落水身亡。起義軍遽然失去大將，一時軍心混亂，遂轉勝為敗。北軍複陷株州、醴陵。醴陵經北軍輪番燒掠，瘡痍遍地，血肉成丘，湖南善後協會一九一九年編纂的《湘災紀略》稱：全縣戰事結束後「僅遺二十八人」，雖或言過其實，但也可見兵災之慘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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