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伯渠傳(6)_學達書庫

六

　　其時，中國留日學生已有幾千人，多數薈集東京，品流很雜，有的是為升官發財來鍍金買文憑的，有的是抱著救國救民的宏願來勤學苦讀的，有的是因從事革命，被清政府通緝亡命而來的；也有借名遊學，日事玩樂吃喝的。中國留日學生大都進速成學校或普通科。林伯渠在這年夏初進入弘文學院就讀師範科。

　　弘文學院是日本著名教育家、日本高等師範學校校長嘉納治五郎於一九〇二年專為接待中國留學生創辦的。院址在東京牛込區西五軒町，設有普通科和速成師範科，普通科三年畢業，教授中學課程；速成師範科肄業半年、八個月、一年或一年半不等。由於近年來中國留日學生人數猛增，弘文學院發展很快，一九〇三至一九〇四年間，在下谷、神田、巢鴨等地擴建了四所分校。林伯渠到校那年，弘文學院的中國留學生有六百零四人，其中湖南籍一百一十人。由於當時留日學生由各省保送，多為集體入學，鄉黨觀念較深，學院亦往往以地名為班名，如稱湖北普通班，湖南師範班等。陳獨秀、黃興和魯迅都曾經在這所學院肄業。其時，日本的生活水平不高，物價較低。弘文學院每年收學費、食宿費三百日元。官費留學生每年可領官費四、五百日元，另有實驗費和旅行費，一般說來生活還算是優裕的。師範科學習日語、修身、教育學、數學、理化、史地等科目。林伯渠在西路師範學過日語，對各門功課都有根底，因此在學習方面並不感繁難。中國留學生除了上課和複習外，課餘時間大都用來跑留學生會館，進書店，聽講演等。從一九〇三年起，各省留日學生在東京創辦了好幾種雜誌，作為宣傳革命的武器，如《湖北學生界》、《浙江潮》、《江蘇》以及湖南留學生出版的《遊學譯編》月刊等。更早的第一批留日學生戢翼翬等，也在三年前組織了《譯書彙編》社，從事翻譯工作。他們相繼翻譯了歐美資產階級著名啟蒙思想家盧梭、孟德斯鳩、斯賓塞以及日本學者福澤諭吉等人關於政治、經濟、社會、法律、哲學、歷史等方面的大批名著，就地出版，廣泛發行，使新來的留日學生林伯渠等大開眼界，耳目為之一新。梁啟超主辦的《新民叢報》，以半文半白的革新文體，宣揚君主立憲，批評時政，過去在國內，就對林伯渠起過頗大的影響。來到日本後，林伯渠在盧梭、孟德斯鳩等歐洲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民主共和思想的薰陶和留日學生激進派的影響下，日益傾向革命。他聽到黃興與宋教仁常常談起日本義士宮崎滔天誇獎廣東有個孫文多次組織反清起義，是當代人傑，早就心儀其人。但是，在一九〇四年，對於滿清王朝「寧贈友邦，勿予家奴」的險惡用心，他還不是一下子就認識的；對能不能聯合清廷共同抵禦外國的侵略這一重大問題，他和陳天華同樣，還是動搖模糊的。他在留學生中結識了大批革命志士，如黃興、宋教仁、陳天華、楊毓麟，劉道一、姚宏業、仇亮、田桐、程潛、程子楷、覃振、白逾桓、吳崑、以及秋瑾等①，都是在這期間認識或訂交的。宋教仁自一九〇四年秋策動長沙起義失敗後，於這年冬天逃到東京，不久即與陳天華等向湖南留日學生發動捐款，籌辦《二十世紀之支那》雜誌，作為宣傳革命的陣地。林伯渠參與了捐款籌備工作。《二十世紀之支那》於一九〇五年六月創刊，只出了三期，便遭到日本政府封禁，其後移交給中國同盟會，改出《民報》作為該會的機關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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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楊毓麟、姚宏業、田桐、白逾桓，吳崑皆弘文學院學生；除田桐、白逾桓、秋瑾外，其餘皆湖南人。

　　一九〇五年是亞洲政局風雲譎變，國家多故的年代，也是中國資產階級舊民主主義革命進入新時期、建立新型政黨的年代。打了一年半的日俄戰爭，經過這年五月間的對馬海戰，俄國太平洋艦隊幾至全軍覆滅。在我國東北領土上作戰的四十萬俄軍，也抵擋不住日本軍隊淩厲的攻勢，節節敗退。俄國不得不在美國的斡旋下向日本言和讓步。但實際上喪權失地的，仍然是掛著「局外中立」招牌，顢頇無能的滿清政府。在一些中國人看來，這次日俄戰爭，日本對俄國的勝利也就是君主立憲對君主專制的勝利，所以這次戰後，中國的立憲派又活躍起來。

　　這年七月，孫中山由歐洲回到東京，經宮崎滔天的介紹，找到黃興、宋教仁等，秘密商議興中會與華興會、光復會聯合組織政黨的問題。七月三十日在東京赤阪區召開同盟會的籌備會，商定這一革命新組織的會名為中國同盟會，推黃興、陳天華、宋教仁、馬君武等八人負責起草章程，並規定了入會儀式和誓詞等。

　　林伯渠聽到孫中山抵達東京組黨的消息，心頭有說不出的高興。他早就渴望著有一天能夠親眼見到這位聞名已久的偉大人物。這一天終於到來了。東京中國留日學生和華僑決定于八月十三日下午在麴町區駿河台富士見樓舉行歡迎孫文大會。林伯渠和弘文學院的中國學生滿懷激情參加了這次大會。到會的群眾達一千三百餘人，遠遠超過了原定六百人的預計，把個小小的富士見樓擠得無插足之地。儘管這時天氣炎熱，汗流浹背，大家都不願離開，以一睹孫中山的豐彩和親聆他的言論為快。當孫中山緩步走上講臺時，周圍掌聲四起。孫中山首先敘述他的革命主張和經過，指出中國革命形勢的發展「大有一日千里之勢」，「中國土地人口為各國所不及」，如國人發奮自雄，不難「突駕日本」，「並舉西人之文明而盡有之」。

　　最後，孫中山滿懷激情地指出：「吾儕生在中國，實為幸福。各國賢豪皆羡慕此英雄用武之地，而不可得。我們生在中國，正是英雄用武之時。反都是沉沉默默，讓異族兒據我上游，而不知利用此一片好山河，鼓吹民族主義，建一頭等民主大共和國以執全球的牛耳，實為可歎！」①

　　孫中山的演說給林伯渠印象最深刻的是：孫「舉了一個例子，說明他為什麼贊成民主共和，反對君主立憲。他說：『鐵路是好東西，但怎樣成功的呢？英國開初試用木軌，用馬拖車；後改鐵軌，仍用畜力；最後，終於蒸汽機車實驗成功了。政治的進步也與此相同，由皇帝專制，到君主立憲，終於民主共和。我們現在一開始就懂得了這個道理，為什麼還要用畜力拖車呢！這豈不是最愚蠢的事嗎！』」②

　　聽了孫中山的演說，林伯渠「覺得很對」③，心中豁然開朗，一下子他就解決了長期以來蒙混不清的問題。他感到孫中山有一種宏偉的氣魄，視野廣闊，比同時代的人站得更高，看得更遠。他平時聽陳天華稱讚孫中山是「英雄中的英雄」，見章士釗《三十三年落花夢》（宮崎滔天著，即《孫中山傳》）的譯序中頌揚孫中山是「近今談革命者之始祖，實行革命者之北辰」，果然並非虛語。他擁護孫中山要救中國就必須革清朝君主專制的命的主張，決心追隨孫中山從事革命，並要求參加他領導的革命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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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孫中山全集》第1卷，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279頁。
　　②《林老談辛亥革命》。
　　③林伯渠與陳瑾昆教授談話1946年6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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