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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一


  他認為,「信」就是準確無誤,忠實於原著;「達」就是講究修辭,講究語法;「雅」就是文字雋永,行文似流水。他還把做翻譯工作形象地比喻成是做兩國文字「結婚」的工作。兩國文字「結婚」,應該生出一個漂亮的「混血兒」,不應該生出一個「醜八怪」來。他與兩個助手在討論條令中關於陸軍與海軍艦隊的協同動作時,對「以火力協助陸軍瀕海翼側的部隊」中的「瀕海」一詞,就是把它與「濱海」、「臨海」、「沿海」、「近海」等幾個詞反復研究比較,最後才確定用上去的。把沿用多年的「衝鋒」改成「衝擊」,也是在這次校譯中定下來的。

  日復一日,劉伯承一手拿著放大鏡,一手拿著毛筆,整天伏案工作。時間一久,他僅存的一隻眼睛就不住地流淚,眼球上也佈滿了血絲。但是,他毫不鬆懈,堅持把20多萬字的條令一字字、一句句、一章章全部校譯出來。

  為了指導學員學好這本條令,他還寫了一個6000多字的「中文譯本說明」,在總結軍事學院教學和吸取抗美援朝戰爭經驗的基礎上,有重點地闡述了院校教學和部隊訓練中存在的一些問題:如何理論聯繫實際,學習外國的先進經驗;如何重視集中統一,組織諸兵種協同動作;如何以毛澤東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等著作為指針,從中學習關於軍隊建設和軍隊指揮的思想方法等等。

  不知不覺,一個多月過去了。其間,劉伯承對協助他工作的兩個助手,照顧得十分周到,讓他們與自己一同就餐,一桌吃飯。天氣涼了,還給他們送去毛衣。

  偶有餘暇,劉伯承也陪兩位助手遊覽大連的公園和名勝。在旅順口的高崗上,他遙望要塞四周,見這裡地勢險要,設施完備,進出港灣的海上通道細如咽喉。他手指著旅順要塞,向隨行者問道:「你們看過《旅順口》這部小說嗎?這部小說反映了日俄戰爭中的一些戰役戰術特點。」接著,他根據小說的內容,對照現地講起了當年日俄戰爭的情況。

  夏去秋來。劉伯承寫完「中文譯本說明」之後,又擬定了給中央軍委的關於請示出版此書的報告,還題寫了書名——《蘇聯紅軍野戰條令(草案)》,規定了版本樣式、印刷規格、封面裝潢等具體事宜。最後,要求兩個助手認真做好校對工作,不要錯一個字,並囑咐說:「這本條令是軍訓部組織譯出來的,封面上一定要印上『軍事訓練部譯稿』,然後再贏軍事學院校譯出版』。」

  9月底,在大連度假的劉伯承完成了他預定的20多萬字的譯稿。他感到「還了帳」。胸中流露出真正的輕鬆和無比的愉快,身體似乎也比過去好多了。走在鬆軟的海濱沙灘上,步履也顯得格外輕捷有力。大海是多麼寬闊,大自然是多麼美麗啊!這時,也只有在這時,如釋重負的劉伯承,才真正享受到了度假的歡娛。

  §第三節 在全軍高於會議上

  從1953年下半年開始,在全軍範圍內開展了統一的、正規的、以軍事為《旅順口》是反映1904年到1905年間,日、俄兩國軍隊反復爭奪中國旅順口的一部小說。

  主的訓練。這一年,為配合全軍正規訓練,軍事學院實施了十幾次軍事演習。

  演習之多,甚至在一個月內就接連實施過三次。其中規模較大的,有「步兵團對預有防禦準備之敵進攻戰鬥的實兵示範演習」,「陸軍師行軍遭遇戰鬥實兵示範演習」,「師防禦及轉入進攻戰鬥的炮火保障與航空兵轟炸示範演習」,「師進攻戰鬥後方組織與物資保障示範演習」,「工兵渡河器材示範演習」,「軍指揮所示範演習」等等。

  對演習工作,劉伯承一向抓得很緊。從第一次臨淮關演習起,每次重大演習他都親自主持制訂實施方案,親臨現場指導作業。他認為:「實兵演習最接近實戰」,「經常實施各種不同的實兵演習,以貫通理論知識,以教會學員這種訓練軍隊的方法,應為軍事學院今後採用的訓練方式,進而求得在全軍中開展。」

  這些演習,中央軍委組織了各軍區、各院校的幹部近萬人參觀見學,對剛剛起步的全軍正規訓練起到了很好的推動作用。

  11月24日,在結束軍指揮所示範演習後,劉伯承接到中央軍委的通知,赴京出席全國軍事系統党的高級幹部會議。會議是為總結全國解放後軍事工作的經驗,確定軍隊建設的總方針和總任務,討論軍隊的組織編制和加強部隊訓練,以及實行義務兵役制、薪金制、軍銜制等重大問題而召開的。

  12月7日會議正式開幕。由國防部長彭德懷主持,朱德總司令致開幕詞。

  在會議的發言中,劉伯承全面、系統地回顧了軍事學院創建三年來的工作。他指出,三年來,在訓練方面雖然取得了很大成績,但也存在著一些問題,需要報告中央軍委討論解決:

  一是學制要正規。三年來,各個系學制不統一,學員入學、畢業時間不一致,造成了學院工作的混亂狀態。今後要把學制確定下來,速成系兩年,預科半年,正科1年半;完成系4年,預科1年,正科3年。學員入學和畢業均應在寒、暑假進行。

  二是入學審查和畢業考試要嚴格。要挑選政治、文化、身體等方面合格而有培養前途者入學,不能把犯了錯誤或文化水平低、年齡大、身體差的幹部塞進學院。學習期滿,速成系要進行學院考試,完成系要進行國家考試。

  考試合格者,畢業後要儘量分配作教育訓練工作,發揮種子作用。不能讓他們擔任公路局長、體育大隊長、人民檢查署長等職,或長期住招待所閒置不用。

  三是增強學院與部隊的聯繫。中央軍委各相關部、各軍兵種要加強對學院的指導和支援,要建立經常的聯繫,提供必要的器材,派領導幹部到學院講課、作報告,以增強訓練效果。還要適當提高教員的級別、待遇,使學員、教員與部隊幹部一致起來,從而鼓勵教員鑽研學術,熱愛教育工作。

  四是增設戰役系,培養訓練全軍高級幹部;增設研究生院,從完成系中選拔若干品學兼優的畢業學員作研究生,經考試授予學銜學位。

  劉伯承還提出,三年來每次舉行較大的實兵示範演習,都要臨時抽調部隊,調撥器材,來往電報不勝其煩。學院要派人前往接收,要組織訓練指導作業。而擔任演習任務的部隊,既要完成演習任務,又要完成原來擔負的工作任務,無形之中加重了學院與部隊的許多負擔。為了改變這種狀況,建議調一個現代化裝備的建制師,長期駐在南京附近,專供軍事學院和總高級步兵學校演習之用,並建立一個專門製造演習使用的彈藥和器材的工廠。

  劉伯承把上述問題,整理成「關於學院三年來訓練幹部的概況和向軍委高幹會議的建議」的文字材料,作為1953年11、12兩月向中央軍委的綜合工作報告和向這次會議的書面報告,提交大會秘書處。

  親自動手,給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和毛澤東主席寫報告,這是劉伯承多年的習慣。軍事學院成立以來,他仍然堅持執行1948年中共中央關於建立報告制度的決定,每兩個月都給中央軍委、毛澤東作一次「兩月工作綜合報告」,從未間斷。

  這些報告絕大多數都是劉伯承自己動手寫的。他不願意讓工作人員代筆,只讓他們提供情況、問題和典型事例。特別情況下由別人起草時,他也要提出詳細提綱,寫好後他再左一遍右一遍地修改,有時修改得原稿的字句所剩無幾。

  如果有哪一次報告沒有按時送上,劉伯承都嚴肅地申明原因。比如,他在1952年5月29日給中央軍委所作的3、4兩月工作綜合報告的後面就寫著:「因為忙於自己準備戰役法教材上課,腦眼又病,所以這個報告遲誤到現在才作出來,謹此申明。」如果一段時間他因病或因其他情況沒有直接領導軍事學院工作,他就委託主持工作的陳伯鈞教育長或鐘期光主任給中央軍委寫報告。在報告後面注明劉伯承(病假)、陳伯鈞或鐘期光(代行)

  對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的指示,劉泊承總是認真貫徹、堅決照辦,從來不打折扣、不講價錢。他曾經謙虛地說:「我這個人政治上不怎麼行,但在組織上我是服從的。」

  有一個時期,劉伯承聽到有人反映,說軍事學院因為有德高望重的劉伯承院長,不認真執行總參、總政、總幹和軍訓部等幾總部的指示。這個反映雖然未必屬實,但卻引起了他的重視,他更加嚴格地教育部屬不許打著他的旗號對上級領導機關講價錢、推客觀、請求額外照顧。

  當時,總參、總政、總幹和軍訓部等領導機關經常派工作組到軍事學院調查研究、檢查工作。劉伯承每次都指示有關部門熱情接待,如實彙報情況,主動配合他們搞好工作。他還親自向工作組彙報,徵求對學院、對他本人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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