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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〇


  「看看你們住的這個屋,真像是個亂雞窩!」劉伯承滿臉不悅,扔下一句批評話就走了。

  幾天之後,劉伯承主持一個訓練工作會議。在會議進行之中,他無意間看到這樣一幅情景——會場的一邊坐著兩個蘇聯顧問。他們軍裝筆挺,姿態規正,神情專注地聽著彙報。會場的另一邊坐著學院的十幾個幹部。他們多數衣冠不整,風紀扣松著;有的人還敞胸露懷,雙手在身上搓泥搔癢。這種鮮明的對比和反差,使他的心裡很不舒服。

  劉伯承又深入到各單位,專門調查瞭解全院存在的自由散漫、無組織無紀律的現象——有的學員無故不出操、不上課,想來就來,想走就走;有的學員上課時翹著二郎腿,回答教員提問也懶得站起來;有的學員聽報告、看電影,正門不走爬窗戶,或從鐵柵欄上跳進跳出……機關裡也存在著自由散漫的現象。有的部門人浮於事,各自為政,工作無計劃,職責不分明,辦事效率很低;有的幹部值班睡大覺,交接班時草率敷衍,出了問題互相推諉。

  這種種現象使劉伯承意識到,建立正規制度,不僅在於制訂一些有約束力的行為規範,而且更重要的是,必須同戰爭年代的遊擊習氣,同小生產者自由散漫的劣根性,同長期以來形成的舊的習慣勢力進行鬥爭。

  這時,正好周恩來交給劉伯承一項任務,讓他審查修改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三個共同條令草案:《內務條令》、《隊列條令》、《紀律條令》。這三個條令是周恩來、朱德和聶榮臻指示軍訓部,依據中國人民解放軍原有的傳統法規,吸取了外國軍隊的先進經驗而制定的。

  劉伯承初步閱讀後,認為內容基本正確,是完全可行的。於是,他決定讓全院都來學習討論這三個條令,借這股「東風」,進行一次作風紀律的檢查與整頓。

  一天,劉伯承再次來到基本科。在學員大會上,他首先重申了院黨委提出的「建立正規制度」、「學習新兵種學術」兩項中心工作。強調指出:這兩項工作概括起來,一個是學「禮」,一個是學「法」。「建立正規制度」是學「禮」,就是學習一個革命軍人應該遵守的禮儀、禮節和禮貌。「學習新兵種學術」是學「法」,即學習各兵種的技術戰術知識,及其協同作戰的法規法則。學「禮」與學「法」猶如一個人的兩條腿,缺一不可。如果我們學習了現代化的軍事學術,而生活作風還是自由化、散漫化,也一定要打敗仗的。

  接著,劉伯承列舉了全院存在的種種自由散漫、無組織無紀律現象,高聲告誡大家說:「我們要搞現代化,首先思想要跟上時代,也要現代化。我們的學員、教員和工作人員,都是來自各個野戰軍,有的還幹過遊擊隊。以後,來自野戰軍的不可再『野』了,幹過遊擊隊的也不可再帶『遊擊習氣』了。有的人自由主義,違犯紀律,國防部、毛主席都知道。真是『搞臭了南北兩京』,光著腚推磨盤——轉著圈丟人。」

  最後,劉伯承要求從基本科做起,來一場思想革命,人人都用三個條令對照檢查自己,制訂出整改措施。他把這種做法叫作「結舊賬開新支,割下麥子種晚稻」。

  全院結合學習討論三個條令,進行了一場嚴肅認真的關於作風紀律的檢查與整頓。

  在此基礎上,劉伯承因勢利導,領導建立了軍事學院的隊列生活、行政工作和訓練工作制度。

  隊列生活制度包括早操制度、內務衛生制度、交接班儀式、升降國旗儀式和典禮閱兵儀式等。劉伯承強調,從軍事學院畢業的學員,應該具有良好的軍人儀錶和軍人舉止。他經常在起床號剛剛吹響的時候就來到操場,檢查學員的隊列訓練。發現無故不出操者,馬上命令值班員去找,及時進行批評教育。

  劉伯承還深入到學員宿舍,檢查內務衛生,教育學員要愛清潔、講衛生,做到工作有定時,生活有秩序,著裝整齊乾淨,軍人儀錶良好。為此,他指爾院務部建立了一個洗衣房,專門為學員拆洗被服,受到了學員們的歡迎。

  除此之外,還建立健全了其他一些隊列生活制度。每天清晨和傍晚時,交班和接班人員要按一定的儀式和程序,嚴肅認真地交接工作。每當新的學員科成立,新學員入學或老學員畢業時,都要舉行盛大的典禮和閱兵,請中央軍委代表或由院領導檢閱並講話。

  從1951年秋開始,軍事學院每年都要選派一批學員參加首都的國慶閱兵。當這些學員赴京訓練前,劉伯承總要先檢閱一次,檢查他們的訓練情況,要求他們以雄偉氣概走出國威軍威,作正規化的表率。1951年的首都國慶閱兵,就是由高級速成科班主任楊勇高舉著軍事學院的校旗,帶領軍事學院的方隊,走在整個閱兵隊伍的最前列。他們以整齊劃一的動作,雄健有力的步伐通過天安門廣場,受到全國人民的交口稱讚。

  行政工作制度包括會議制度、請示報告制度和分工負責的崗位負責制等。劉伯承強調建立健全各級領導機關的工作職責,充分發揮機關工作人員的作用,改變戰爭年代一切由領導者「包打包唱」的現象。為此,他提出了「統一集中領導,單刀直入基層」;「集中領導,分工負責」;「共同學習政治,各自鑽研業務」三個口號。這三個口號概括了他對於機關建設的三個基本思想:機構要精幹,職責要分明,業務要精通。

  建院之初,有的領導幹部片面強調「大而全」,在機關「三部一處」(即訓練部、政治部、院務部和幹部管理處)下面設二級部,二級部下面設科,有的科下面還設股。另外,由於缺乏經驗,各學員科也照搬機關的編制,設立相應的機構,使得一個學員科就有行政管理人員20多人。造成機構龐大,層次過多,學員與教職員比例嚴重失調。

  劉伯承對這種狀況作了尖銳的批評,把它稱作「疊床架屋,駢枝叢生」,好比人的手上長了6個手指頭。遇有問題時,參謀、幹事靠科長,科長靠部長,部長又靠院領導。就象京劇《法門寺》裡告狀一樣。狀紙一層一層往上遞,官司總也打不了。他多次強調:我們現在是在城市環境中辦學校,不是戰爭年代在農村分片辦學。領導方法要適應這一變化,要學會「彈鋼琴」,克服「單打一」的現象。

  為此,劉伯承採取了有力的措施——

  裁併編制,砍掉多餘的「一指」。把重疊的組織機構合併,把不必要的中間層次裁去,精簡各級行政管理人員。首先,將機關「三部一處」改為訓練、軍事科學研究、政治、幹部管理、隊列、物資保障六部和秘書、保密、財務三處。這「六部三處」下面一般都不再設第二層的機構。同時,裁減各學員科的行政管理人員,改設協理員協助科主任工作。並撤銷了專供演習使用的教導團。這樣,使得學員與教職員的比例由最初的1:8下降到l:2.3,而領導作風進一步深入,工作效率進一步提高了。

  制定各級幹部的工作範圍和工作職責,使他們在各自的崗位上有職、有權、有責,使整個機關在統一集中領導之下,經緯交織,協同動作。劉伯承把這種做法叫作「執事者各司其事」。他說:我們四川有一種風俗,辦婿喪嫁娶等紅白大事的時候,總要找一個聰明能幹的人當司儀,統管各項事務。

  每當舉行儀式,司儀照例高喊一聲:「執事者各司其事」。於是,奏樂的奏樂,擺宴的擺宴,接待的接待。因事設人,各盡其責,有條不紊,忙而不亂。

  要求機關工作人員努力學習與本職工作有關的各種知識,成為精通業務的專門家。劉伯承指示有關部門開辦文化夜校、理論學習班、俄語集訓班,舉辦各種講座、報告會,讓機關工作人員學文化、學政治、學科學、學管理,「鑽研業務,精通一門,向專門家方向發展,不能滿足於『萬金油』式的項項都懂一點,而項項不精通的現象。」

  對於院校來說,最重要的是訓練制度。訓練制度包括訓練部組織系統、各教授會的工作、訓練時間的配當,以及在施訓受訓中的紀律與秩序等。劉伯承強調「以教學為中心」,圍繞教學活動對整個訓練工作做出科學合理的安排。既注意全面、系統,又注意重點突出、中心明確,做到有主有從、穿插配當、縱橫連貫、密切協同,使教、學、保障工作三個方面構成行動的統一,克服「單打一」和紊亂無章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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