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伯承傳(65)_學達書庫

六五

　　漳南大渠的修建，啟發和推動了晉冀豫根據地軍民治水抗災的積極性，把抗災救災、生產渡荒的鬥爭引向了更高的層次。太行、太岳、冀南迅速掀起了修河築堤、興修水利的熱潮。到1943年夏秋，抓住雨水充沛和根據地軍事鬥爭形勢好轉的有利時機，軍民共同奮戰，水利工程的規模更大，質量更好，許多設施並已初見成效。這有力地鼓舞了根據地軍民生產渡荒和對敵鬥爭的信心，成為根據地恢復和發展的一個明顯的轉機。

　　一災剛平，一災又起。1943年，豫北、冀西相繼發生了嚴重的蝗災。劉伯承、鄧小平又指揮部隊投入了蟲口奪糧的戰鬥。各級指戰員配合地方政府和群眾，群策群力，採用多種辦法滅蝗，有的組織剿蝗隊，集中人力對蝗蟲進行分割包圍，捕捉撲殺，且多利用早晨露重蝗蟲飛進不易的有利時機出動。

　　有的黑夜大張燈火，下設水缸水盆，引誘蝗蟲飛撲燈火，落水而亡。有的在荒蕪的田野裡放置幹柴禾，吸引蝗蟲鑽入避寒，然後火燒。更有的挖掘蟲卵，斷絕蝗蟲的生長繁衍。軍民協力滅蝗，捷報頻傳。一次軍民出動3000餘人捕殺蝗蟲8.4萬餘斤。另一次一夜火攻，燒死蝗蟲無數，僅落到縱橫十幾裡長的「封鎖溝」裡的蟲屍，竟達7寸厚。挖卵滅種的工作也大見成效。邊區政府因勢利導，發佈了挖1斤蟲卵換1斤小米的獎勵措施，動員了千家萬戶，老老少少一齊上陣滅蝗。

　　除了發展生產外，節約也是根據地黨政軍民抗災救災、渡過難關的一項重要措施。劉伯承身體力行，帶頭緊縮開支和節約糧食，掀起和推動了第一二九師上下的節約運動。

　　從1943年7月起，劉伯承、鄧小平連續發出指示，要求第一二九師和各軍區所屬部隊必須堅決節食節用。糧食方面，基幹軍隊由每日1斤半小米逐步減為1斤，地方武裝由1斤1兩減為15兩（16兩制），機關由1斤減為13兩。普遍以野菜代糧，一日三餐以稀為主。每人每日1角2分的菜金，每人每月1元5角到5元的津貼費，每個連隊每月近百元的辦公費，從10月開始一律停發，由各單位從生產中自行解決。

　　劉伯承堅持在師司令部機關吃大灶，天天跟大家一起啃又黑又硬的「賽磚頭」。這是一種用紅高梁或豆麵加野菜、樹葉，混合後蒸成的菜饃饃。因其堅硬難咬，有人戲稱它為「賽磚頭」。劉伯承年過半百，身有多處創傷，又要為作戰、工作日夜操勞，加上營養不足，臉頰日見消瘦。李達怕這樣下去，會把他拖垮，就勸他：「你是一師之長，要是躺下了，對工作損失就太大了。為了革命利益和抗戰事業，你應該吃點好的，加強點營養，這是全師同志的心願啊！」

　　劉伯承搖了搖頭，誠摯地說：「我個人哪有這麼大的作用？可是，在這種時候，以身作則的作用就大了。你看我的身體不好，我的適應性可強呢。

　　我這個人哪，也怪得很，條件好，能過；條件差，也照樣能過，我在四川時，打瞎了一隻眼睛，頭頂也受了傷，後來腿又受了傷。我這身上的血不知道換了幾次。天曉得，我還是活下來了！在蘇聯學習時，整天麵包、香腸、牛奶，回到上海，組織上千方百計地給我弄藥。後來到了蘇區，那裡去弄補藥，這不是也過來了嗎！現在能吃到南瓜湯、菜饃饃，就蠻不錯了嘛。我們還是不要一點特殊化。」^①為了盡可能節約開支，日用品的消耗降到了最低限度。燈油比以前節省了三分之二。司令部有位參謀提出了一個口號，叫做「白天多做事，夜晚少點燈。」劉伯承聽了大為讚賞，指示宣揚、推廣。他惜紙如金，筆記本仍沿用內戰時期存下來的那種黑皮本，封皮是軟的，紙張黑而粗糙，他已用到第5本了。文電用稿，他提倡一紙四用，即先用鉛筆寫，再用毛筆寫，寫完一面，翻過來再用。連信封也是就地取材，用舊報紙糊，或用舊信封反過來再用。他的模範行動，帶動全師上下養成了節約的風氣。

　　①李達：《抗日戰爭中的八路軍一二九師》，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版，第282頁。

　　在劉伯承、鄧小平等的領導下，晉冀豫根據地的大生產運動不斷地向前發展，創造出越來越多的物質財富，有力地支援了戰略反攻和奪取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

　　§第五節開創敵後武工隊

　　根據地建設和對敵鬥爭是相輔相成、互為作用、密不可分的兩大環節。

　　晉冀豫根據地開展精兵簡政、大生產運動的重大勝利，大大增強了政治、軍事、經濟等各方面的實力，也把對敵鬥爭推向了新的階段。從1943年起，根據地進入了恢復與再發展的時期。

　　劉伯承、鄧小平不失時機，全面、深入地貫徹敵進我進方針，組織和派遣大批武裝工作隊，小部隊向敵後挺進，廣泛發動群眾，開展遊擊戰爭，徹底扭轉了主要依託根據地反「掃蕩」、反蠶食的被動局面。

　　晉冀豫根據地貫徹敵進我進方針，經歷了一個逐步提高、發展的過程。

　　早在1940年4月，北方局黎城高幹會上。劉伯承作《党軍建設報告》，就明確提出：「現在對『囚籠』的粉碎，一退再退，退到何處？現在就是敵進我進，打磨盤應摸敵人的屁股。」這就是說，針對異族侵略軍的重兵「掃蕩」，再不能光用敵進我退的老方針了，應改變為與敵對進，用深入敵後之敵後的辦法來打破敵人的合圍。這也是他1934年提出的用遊擊隊深入敵人後方打破敵人「圍剿」的思想，在新的條件下的發展。1940年12月，他主持編寫《一二九師百團大戰總結》，又專門列出了「敵進我進」一項，並作了具體的說明：「如在根據地內無消滅敵人機會時，小部分部隊應積極打擊敵人，主力應迂回或轉移至敵後積極活動，奪取敵據點，截斷敵運輸線，並趁敵歸巢時打擊其一路或二路。」

　　1942年3月，劉伯承總結了二月反「掃蕩」的經驗，再次提出要執行敵進我進方針，指出：必須派遣武裝工作隊、武裝便衣隊，不斷浸透到敵佔區活動，一方面配合根據地軍民的反「掃蕩」、反蠶食鬥爭，阻止敵人向根據地發展；一方面則鼓動敵佔區民眾的抗日情緒，領導和幫助他們展開反抓壯盯反配給制度的鬥爭，廣泛發動和繁殖那裡的遊擊戰爭，變敵人的後方為我們的後方。這是把敵進我進方針又大大向前推進一步，包括了政治、軍事等全面對敵鬥爭的內容，對根據地的反「掃蕩」、反蠶食鬥爭具有根本的、全域性的指導意義。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軍總部肯定了這一創見，並指示華北的晉西北、晉察冀、山東、冀魯豫等根據地也照此辦理，普遍開展武工隊工作。

　　方針既定，劉伯承、鄧小平毫不鬆懈地抓好武工隊的組織工作。他們擬定了關於武工隊的組織及任務，作為組建和派遣武工隊、小部隊的依據。他們採取辦集訓隊的辦法，訓練出一批批骨幹，分派下去組建武工隊。集訓隊成員，是從各部隊挑選的軍政素質好、戰鬥經驗豐富、工作能力強的幹部，並加上太行抗大六分校的畢業學員。集訓隊按工作區域劃分成若干組。訓練內容主要是瞭解研究社情、敵情和各階層的民情，明確敵後工作的任務與原則，熟悉相應的戰術，並通過必要的演習加以熟練，制訂出行動計劃。

　　參加集訓的幹部大多數對開展武工隊工作是積極熱情的，他們在第一二九師司令部、政治部的具體指導下，認真進行著政治、軍事等各方面的學習和訓練。但部分人員認識上有偏差，有的擔心光憑幾支武工隊在敵佔區鬧不出大名堂，況且孤懸敵後，處境險惡。有的認為在武工隊裡限制束縛太多，群眾條件和後勤供給差，不如在正規軍和根據地裡幹得痛快。劉伯承、鄧小平多次來到集訓隊跟大家講形勢，講武工隊的作用和意義，講開展工作的方法和戰術，幫助大家端正態度，提高信心，消除一些疑慮。

　　3月裡的一天，劉伯承由赤岸村出發，專程趕到虎頭山下的集訓隊，佈置武工隊初次出動到敵佔區的工作。集訓隊負責人向他簡要彙報了集訓情況，接著請他作指示。他開門見山地宣佈：「你們要我來講一講武工隊初次出動到敵佔區的工作問題，今天我就來講幾條原則，點點題，文章還是要靠你們去做。搞武工隊是件新鮮事，經驗要等你們去創造。」

　　「幹武工隊和幹別的工作一樣，必須明確工作任務、組織要求和工作方法，當然，我還要著重講一講戰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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