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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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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長征 §第一節 智取遵義城 1934年10月初的一天,劉伯承由瑞金紅軍總部赴第五軍團上任。第五軍團軍團部設在興國城外五裡亭一座山上的廟宇裡。軍團長董振堂、政治委員李卓然等熱烈歡迎劉伯承的到來。雖然中革軍委通知明確說劉伯承是來當軍團參謀長的,但董振堂、李卓然仍把他當作總參謀長看待。第二天下午,在廟宇的大殿裡召開營以上幹部會議,由劉伯承作部隊轉移的動員報告。本來應該先跟大家介紹一下劉伯承新任軍團參謀長的身份,可主持會議的董振堂卻說:「現在請劉總參謀長講話。」 劉伯承聽董振堂這樣介紹,略一遲疑,本想把自己被貶職的經過跟大家說清楚,轉念一想,這裡面涉及到和顧問的爭論及中共中央上層的一些事情,不便於講,於是改了話題:「同志們,我們這次反『圍剿』,不叫打仗,叫『擋仗』,敵人呢,也不叫打仗,叫『滾仗』。敵人憑著他優勢的兵力、現代化的裝備,象個大石滾子滾過來,我們還硬用人去擋,當然要吃虧囉。」這一生動的比喻,形象而深刻地概括了第五次反「圍剿」戰略戰術上的失策。大家頻頻點頭,會場頓時活躍起來。 他繼續說:「任何軍事家都懂得,知己知彼,才能百戰百勝。我們和蔣介石打仗,是弱軍對強軍的作戰。蔣介石幾乎控制了全國地盤,有幾億人口、幾百萬軍隊;而我們中央革命根據地只有300萬人口、十幾萬紅軍。可是有的人就是不承認這個現實情況,不顧條件地要『禦敵於國門之外』,要和人家打正規化的陣地戰,這樣,實際上把主動權送給敵人,使自己置於被動挨打的地位。一年來的戰爭事實證明,我們紅軍的廣大幹部和戰士是英勇善戰的,但是我們的戰略戰術有問題,需要改變。現在,我們要到外線去作戰。部隊打了這麼長時間的仗,本來應該好好休整,但沒有時間了,同志們回去要抓緊動員一下,準備很快出發。」這就是劉伯承就任第五軍團參謀長的第一席講話。 10月10日,中央紅軍開始從中央蘇區出動,進行大規模的戰略轉移。 一連幾天,中央紅軍主力第一、三、五、八、九軍團和中共中央、中革軍委機關共約8.6萬餘人,陸續從福建西部的長廷寧化和江西南部的瑞金、零都出發,向貢水與信豐河(桃江)之間突圍集結地區開進。中央蘇區等根據地留下項英、陳毅等,率1.6萬餘武裝堅持遊擊戰爭。 中央紅軍突圍方向是西進湘西。橫亙在面前的第一道障礙,是國民黨軍陳濟棠部沿桃江東岸修築的碉堡封鎖線。21日,紅軍開始衝擊這道封鎖線。 紅一軍團、紅三軍團分左、右兩翼展開,紅九軍團、紅八軍團分別隨後掩護跟進,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及直屬部隊編成的兩個縱隊居中,紅五軍團擔任後衛。陳濟棠原是由廣東地方軍閥歸順蔣介石的,他一直提防著蔣介石削弱和吞併他的軍事力量。在長征開始以前,中央紅軍利用陳濟棠與蔣介石的這種矛盾,曾與他進行過秘密談判,緩和了雙方的關係。因此,紅軍在務一道封鎖線沒有遇到大的抵抗,25日,全部順利渡過桃江。但已暴露出行動遲緩和指揮混亂的嚴重弱點。本來8萬之眾的長距離轉移,又要對付國民黨軍沿途的圍追堵截,理應作必要的準備和精簡,然而紅軍倉卒上路,又缺乏周密的行動計劃,還攜帶了大量笨重物資器材,佔用許多人力,影響道路通暢和行軍速度。一道佈防並不嚴密的桃江封鎖線,競化費了整整4天時間。這正孕育了前進道路上的危機。 劉伯承積極履行起第五軍團參謀長的職責,經征得董振堂的同意,為第五軍團制定了嚴密的行軍、作戰方案,並切實組織實施。他採取互相掩護、輪番轉移的辦法,讓軍團所轄第十三師與第三十四師兩個師穩妥地交替前進。又抽出主力第十三師第三十七團擔任後衛,以備情況緊急時堅決擋住敵人,使軍團能迅速及時部署阻擊,確保整個紅軍的安全。還派遣軍團偵察部隊前出與敵人保持接觸,迷惑敵人,隱蔽主力行動企圖。這些措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第五軍團從興國城外直到桃江,不僅很好地完成了全軍的掩護任務,而且本身沒有受到損失,也很少有人掉隊。25日,第五軍團最後過桃江,人馬正沿著浮橋有秩序地行進,忽然遠後方傳來了密集的槍炮聲,據偵察報告,是敵軍追上來了。劉伯承當機立斷,命令供給、運輸等有馬匹的單位下水徒涉,浮橋讓戰鬥部隊和機關使用。當人馬過完,又命令拆除浮橋。 敵人追到江邊,無橋可過,只得眼睜睜地看著紅軍大隊人馬透迤西去。蔣介石又令陳濟棠、何鍵在湘粵邊境的汝城、仁化和樂昌、宜章、彬縣之間設置第二、第三道封鎖線。由於蔣介石還不瞭解紅軍西進的戰略意圖,只是採取一般性的防堵措施,敵軍各部一時也沒能及時到位,尤其是陳濟棠唯恐紅軍進入廣東,只派少量部隊在汝城、仁化一線虛張聲勢,主力卻撤向新田、安遠、大庾、南雄等地佈防,所以紅軍通過這兩道封鎖線也未遇到多大的麻煩。 不過,倒是自己大搬家式的轉移和甬道式的行軍隊形,增加了部隊的疲勞和減員,削弱了作戰能力,招致了一些損失。 紅軍通過國民黨軍的第三道封鎖線後,蔣介石終於判明了紅軍西進的戰略企圖,於是部署何鍵以及粵、桂、黔境的部隊進行「追剿」和堵截,以求圍殲紅軍於湘江以東地區。形勢變得對紅軍十分不利。 在向湘江前進途中,一天傍晚,劉伯承率司令部及部分戰鬥部隊,在湘桂邊界的文市附近,被敵軍截斷了去路。這時一不明敵情,二不明地形,有人建議乘敵人立足未穩打過去。劉伯承沒有採納,一面讓部隊隱蔽,一面觀察敵人的動靜。他看到敵人並未發現自己的部隊,立即命令部隊繼續隱蔽詩命。天黑以後,他命令每人左臂紮一條白毛巾,一個接一個魚貫而進,終於安全脫離了敵人。過後,他對部屬說:這樣做不僅是為了部隊的安全,更重要的是不讓中央縱隊的後尾暴露。 11月25日,中央紅軍決定分4個縱隊,從興安、全州之間搶渡湘江,突破國民黨軍的第四道封鎖線。27日部隊開始行動,先頭部隊一部奮勇穿過湘江,並控制了一段渡江地域,但後續部隊因道路狹窄、輜重過多,未能及時趕到渡口。28日,國民黨軍趕到湘江兩岸前堵後追,雙方展開激烈的戰鬥。 紅軍各部隊面對配備有飛機、大炮的優勢敵軍,浴血奮戰,擠死掩護中共中央、中革軍委及直屬機關於12月1日渡江。但紅軍各部隊傷亡嚴重,第五軍團作為全軍後衛,打得尤其艱苦。第三十四師被阻於湘江東岸,幾乎全部壯烈犧牲。渡過湘江後,中央紅軍已由出發時的8.6萬餘人銳減為3萬餘人。 在激烈的戰鬥中,劉伯承始終堅持在第一線指揮。董振堂讓他先撤過江去,他說:你們都先走,我斷後。直到接到總部撤退的命令,他才騎著一匹老白馬跨入湘江,他不斷招呼司令部的人員快速前進,對緊跟在身後的一位小戰士說:」來,小鬼,拽緊馬尾巴,別讓江水沖跑了」。上得岸來,他回身看著大片倒下的烈士,四處散落的機器、裝備,滿江飄流的文件、鈔票,不禁長長地歎了一口氣,說:「這樣下去怎麼得了!」 後來,他在《回顧長征》一文中描述了他和廣大指戰員當時的心情:「廣大幹部眼看反五次『圍剿』以來,迭次失利,現在又幾乎瀕於絕境,與四次『圍剿』以前的情況對比之下,逐漸覺悟到這是排斥了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正確路線,貫徹了錯誤的路線所致,部隊中明顯地滋長了懷疑不滿和積極要求改變領導的情緒。這種情緒,隨著我軍的失利,日益顯著,湘江戰役,達到了頂點。」 中共中央主要負責人本來打算率領紅軍到湘西與先期到達的紅二、六軍團會合,但國民黨軍搶先佔領了城步、武岡地區,堵住了中央紅軍北上的通路。中央紅軍遂沿西延山脈進入貴州東部。12月15日,前鋒紅二師,擊潰黔敵1個團,攻佔黎平。軍委縱隊17日入城,在這裡休整了3天。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開會議,會上採納了毛澤東的意見,放棄到湘西會合第二、六軍團的計劃,改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前進。同時,不顧李德的反對,中革軍委任命劉伯承為紅軍總參謀長,並兼任中央縱隊司令員。23日,博古來到第五軍團駐地洪州司,向劉伯承傳達了政治局會議精神和中革軍委的任命。 黎平會議後,紅軍準備北渡烏江,西向遵義前進,左、中、右三路直插烏江南岸。中路是由劉伯承統一指揮的中央縱隊和紅一軍團第二師、幹部團。 劉伯承命令第二師第四團在豬場(珠藏)對岸開闢渡口。他親自帶領紅一方面軍工兵連和幹部團工兵連在江邊試驗架設浮橋。眼前的烏江約有250米寬,水深浪高,對於沒有船隻和相應器材的紅軍來說,架橋的任務十分艱巨。 劉伯承發動大家獻計獻策,終於想出了利用竹、石搭浮橋的辦法,以竹筐裝填重石代替鐵錨,以多層重疊的竹筏充當橋墩,中間再以竹筏連接起來,上鋪木板作橋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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