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達書庫 > 名人傳記 > 劉伯承傳 | 上頁 下頁 |
| 二一 |
|
|
|
由於部隊早先已北進就敵，紅一方面軍指揮部在部署上就方便多了。這個部署是：第五軍團、第十二軍和宜黃兩個獨立團為右翼隊，主力由東向西進攻侯坊、徐莊、雷公嵊一帶之敵，以一部兵力牽制東陂之敵第九師，並向新豐市方向警戒，阻敵前縱隊回援；第一軍團、第三軍團、第二十一軍和獨立第五師為左翼隊，主力由西向東進攻草台崗、徐莊地區之敵，以一部兵力切斷敵第九師與第十一師的聯繫；第二十二軍為預備隊。 根據命令和部署，20日夜，紅軍各部先後進入攻擊位置。21日拂曉，紅軍發起了攻擊。在草台崗方向，敵第十一師第六十三團團長宋瑞珂，正率領營、連長在雷公嵊偵察地形，研究如何配置兵力。忽然，瞭望哨報告：「紅軍大部隊分路來攻。」宋瑞珂舉起望遠鏡觀察，只見晨霧中紅軍從西南方象潮水般湧來，東北方高山頂上也出現了紅軍的身影，他明白，草台崗己處於大包圍的態勢。於是立即向師長肖乾報告。肖乾也發現形勢不妙，命令各團堅守草台崗環形陣地，作困獸之鬥。紅軍以猛烈的衝擊縮小合圍圈，至中午，奪得若干高地。第十一師是受蔣介石寵愛的嫡系王牌，軍官頑固反動，驅使士兵作殊死頑抗，一個連打得剩下十幾個人，還能繼續戰鬥。 過午，第五軍團首先突破南面霹靂山敵第六十六團陣地，敵第十一師在草台崗的環形防禦體系被開了個缺口。接著，第三軍團也將敵雷母山陣地突破。敵各團側背受到威脅，遂全線動遙師長肖乾負傷，敵失去統一指揮，更陷於混亂。至黃昏，蔣介石的這個王牌師全部瓦解。除肖乾外，傷敵旅長l人，斃敵團長3人，營以下官兵傷亡慘重，被俘3000多人。在霍源倖免的敵第五十九師第一七五旅以及第九師的1個團，受羅卓英派遣，企圖保持東破與草台崗的交通線，被第一軍團殲滅大部。陳誠在撫州聽到第十一師被殲的消息，急得吐血，急令吳奇偉率前縱隊向南豐撤退，羅卓英率後縱隊殘部，向宜黃撤退。蔣介石的第四次「圍剿」就這樣被打破了。 1933年9月，第三國際派遣的軍事顧問德國人奧托·布勞恩由上海來到瑞金。為保密和稱呼方便，取中國名字李德，又名華夫。在中華蘇維埃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簡稱中革軍委）駐地沙洲壩附近，專門修了三間獨立房子，作為李德的住所。劉伯承派伍修權和王智濤作李德的翻譯。就第三國際的主觀動機來說，是來幫助中國進行革命的，但事與願違，由於李德主觀武斷，簡單粗暴，軍事上瞎指揮，和中共中央的「左」傾教條主義者相結合，實際上幫了一個很大的倒忙，幾乎斷送了中國革命。 李德進入中央根據地，第五次反「圍剿」戰爭已經開始。9月28日黎川失守。10月初，在李德的住處「獨立房子」，召開了有黨和中革軍委的主要負責人出席的軍事會議，博古（秦邦憲）、洛甫（張聞天）、項英、毛澤東、劉伯承等到會。朱德、周恩來在前線指揮作戰，未參加。會上，由代理軍委主席項英作關於前線形勢的報告。李德建議：「通過地方武裝，以陣地戰把敵人牽制在北部贛江和旴江之間，並且如一年前所計劃的那樣，把五軍團（1個師）放在黎川以南進行防禦，命一、三軍團繼續向東北方面挺進。」①李德這個建議被採納，並作了相應的決議，成為第五次反「圍剿」初期的戰略方針。根據李德的意見，10月中旬，中革軍委令第三軍團貿然進攻黎川以北敵人的鞏固陣地哨石，未獲成功。10月下旬，又令第五軍團第十三帥去打黎川東北敵人的鞏固陣地資溪橋，又遭到挫折。為急於恢復黎川，第三、五軍團輾轉於敵人堡壘之間，陷入被動。 ①奧托·布勞恩：《中國紀事》，現代史料編刊社1980年12月版，第47頁。 從1934年起，在中共中央主要負責人博古等的支持下，李德掌握了紅軍的指揮大權，朱德、周恩來實際上被剝奪了軍事指揮權。總參謀長劉伯承則成為李德的幕僚。 李德是怎樣指揮第五次反「圍剿」的呢？不論白天黑夜，只要前方來了電報，都要先送「獨立房子」，由翻譯譯成俄文，並根據電文對照地圖查找大體方位，將敵我態勢標在地圖上，送給李德看。李德閱後提出對策和處置方案，再由翻譯譯成中文，送中革軍委，由中革軍委給前方下達作戰命令。 李德情況不明決心大，又管得很具體，連迫擊炮的放列位置都在地圖的等高線上標明，強令部隊執行。部隊調動，不管白天黑夜，山路平路，只按比例尺一標，就下令限時趕到。不問工事堅固程度和兵力兵器如何，下命令死守一地，造成很大傷亡。如此指揮作戰，焉得不敗！ 因為李德越俎代皰，作為總參謀長的劉伯承，在作戰指揮方面已無事可做，只好管管紅軍學校和後方醫院一類的事情。劉伯承從一開始就感覺李德的指揮不對頭，可李德權威已立，他只得對李德敬而遠之。李德五次到前線視察，作為總參謀長兼通俄語的劉伯承一次也沒有陪同，總是找個藉口避開。 5月間，一次中共中央負責人指定劉伯承陪李德到會昌視察，劉伯承以腦貧血為由請假，薦作戰局長張雲逸陪李德走了一趟。通過第四次反「圍剿」的實踐，劉伯承進一步認識到中國革命戰爭的特殊規律，認識到毛澤東對反「圍剿」的戰略指導是正確的。對於第五次反「圍剿」中李德等的堡壘主義和陣地戰、先發制人、禦敵於國門之外等戰略戰術，他心存疑慮，未敢苟同。 從1933年10月到次年10月開始長征，終第五次反「圍剿」之局，劉伯承對李德的一套，不參不謀，抓緊時間致力於遊忐戰術經驗的總結和推廣。 1934年5月10日，他發表了《現在遊擊隊要解答的問題》，提出：「敵人碉堡構成的封鎖線，可以相當限制我們大兵團進行機動。然而，我們遊擊隊確實可以自由出其封鎖線碉堡（特別在廣東，敵軍沒有連續的碉堡）的間隙，而進入其後方交通路上，實行穿襲。有些邊區遊擊隊就應該留在封鎖線外，向敵人遠後方，特別向其策源地展開遊擊戰爭，以耗散其兵力，破壞其糧彈的運輸，乃至造成地方暴動，就更有戰略上的意義。」這種用深入敵人後方的辦法來打破敵人「圍剿」的傑出主張，可以說是他在抗日戰爭中提出的「敵進我進」思想的最初萌芽。9月10日，他又發表了《到敵人後方開展遊擊戰爭的幾個教訓》一文，強調：「遊擊隊在芽過敵人封鎖線後的活動，如遭受敵人強烈壓迫時，只有勇敢地再延伸，向敵人深遠的後方挺進活動，這是容易達到吸引敵人後退的目的，不應企圖縮回蘇區，折轉到封鎖線上碉堡地帶，恰人敵人陷阱，回旋無地，遭受嚴重的打擊。」進一步發揮了他的上述主張。 他一再提出的到敵人深遠後方開展遊擊戰爭，威脅敵人根本重地，迫敵回援，以打破敵人「圍剿」的戰略思想，無疑是十分可貴和正確的。這與後來毛澤東提出的，紅軍主力「應該突進到以浙江為中心的蘇浙皖贛地區去」，「將戰略防禦轉變為戰略進攻，威脅敵之根本重地，向廣大無堡壘地帶尋求作戰」的主張，可謂互為補充，異曲同工。這也說明劉伯承的思想已昇華到了一個新的高度，他已理解和掌握了毛澤東的作戰原則和指導方針，為毛澤東軍事思想的形成貢獻了自己的智慧。 跟毛澤東一樣，劉伯承的這些意見並未得到中共中央決策者的重視和採納，相反，劉伯承因此而招致了李德的嫉恨。有一次，李德到總參謀部談事情，因話不投機，李德當面訓斥他說：「你還不如一個普通的參謀，白在蘇聯學習了幾年。」伍修權怕雙方鬧僵，只簡單地翻譯說：「李德同志的意思是說參謀工作做得不周到。」劉伯承哈哈一笑，說：「你是個好人啊！他罵我的話你沒有翻譯。」又有一次，李德到總參謀部去，幾個機要員在路邊燒火做飯，擋了他的路，李德的無名火發洩，一腳把飯鍋給踢翻了。 劉泊承是個民族自尊心非常強的人，李德訓斥自己，他看作是工作上的爭論，李德是共產國際派來的顧問，理應忍讓，他也能夠忍讓。這次發生的事件，在劉伯承心目中是洋人欺負中國人，聯想到在蘇聯學習時受到的大國沙文主義的對待，他終於怒不可遏，當場跟李德吵起來。他用俄語說：「帝國主義分子就是這樣欺負中國人的。作為國際派來的顧問，你這種行為是錯誤的，是帝國主義行為！」李德悻悻然而去，到中央局書記博古那裡告了一狀，說劉伯承不尊重他。這樣的總參謀長妨礙他的工作。博古找劉伯承談話，把劉伯承降到第五軍團當參謀長。這是他第一次被撤掉總參謀長的職務。證明這時的劉伯承，已經同當時中共中央的「左」傾教條主義劃清了界限，站到正確路線上來了。 |
| 學達書庫(xuoda.com) |
| 上一頁 回目錄 回首頁 下一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