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伯承傳(17)_學達書庫

一七

　　在這五個問題中，他系統深入地分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的軍閥制度產生的原因、本質及其組成狀況，指出由於各帝國主義侵華勢力和各軍閥集團對民眾的殘酷剝削、壓迫，以及他們之間的傾軋和爭鬥，造成了農民暴動、士兵暴動的條件。根據這些條件，他詳盡地闡述了中國共產黨開展兵運工作的意義、方針和辦法。他認為，「共產黨軍事政治工作之一個首要的任務，便是要破壞並奪取統治階級之武裝力量，在陸海軍和警察中進行政治與組織的工作」，通過「在軍隊中成立黨的支部，和革命士兵們的組織，以使在該部隊中實行軍事政治工作，使自己的人散佈到軍隊以便逐漸地擴大自己的影響，且於緊急的時候，把軍閥軍隊吸引到革命方面來」。這就是說，建設武裝和開展武裝鬥爭，是中國革命的必由之路。為此，他呼籲全黨：「對於軍事，人人都要重視它、學習它，武裝工農，領導工農奪取政權」，「黨員軍事化，才能奪取政權，維護政權，鞏固政權，才能談到中國革命的勝利，世界革命的勝利。」

　　中共第六次代表大會召開期間，為了認真總結中國共產黨進行武裝鬥爭的經驗，成立了南昌起義、廣州起義等專題委員會，劉伯承被指定為南昌起義委員會的委員。他到蘇聯不久，就寫了一份《南昌暴動始末記》的報告。

　　這份報告，詳細記述了南昌起義軍事活動的全過程，並對起義的得失發表了自己的看法，其中最主要的是總結了四項「根本弱點」和八條「行動的錯誤」。

　　這四項弱點是：在發動時間上，沒有選擇在我黨力量上尚未遭到嚴重破壞的時刻；在起義空間上，沒有選擇在群眾基礎廣泛的兩湖地區；在革命武裝數量上，沒有把軍事力量同群眾力量結合起來；在革命武裝質量上，沒有切實加強起義隊伍的政治領導。八條錯誤是：党的領導不力；未能發動農民一起奮鬥；作戰指揮不統一；對敵鬥爭不堅決；對敵我力量估量有錯誤；財政政策不明確；軍事人材準備不足；輿論宣傳不夠。這些意見，反映了劉伯承對革命武裝的高度重視和對中國革命道路問題的比較清醒的認識。

　　1928年下半年，劉伯承被調到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這是蘇聯的最高軍事學府，院長是愛迪曼上將。劉伯承一來到這座學院，赫然入目的是一條大標語：「一切戰術要適合一定的歷史時代，如果新的武器出現了，則軍隊的組織形式與指揮也要隨之改變。」這對他的軍事思想有深刻的影響。伏龍芝軍事學院中國班共6人，與劉伯承同學的有左權、屈武、陳其科、黃滌洪、劉雲等。當時6個人都是共產黨員，成立一個支部，劉雲為支部書記。開設的課程主要有戰略、戰史（第一次世界大戰史、蘇聯內戰史）、軍事地理、俄文等。劉伯承學習軍事理論，善於和實踐結合起來學。每學一門課，他都認真聯繫過去參加過的戰鬥，從中總結成功的經驗和失敗的教訓。

　　因此，無論是課堂提問、圖上作業或野外演習，他都表現出比別的同學學得扎實，理解得深。緊張的學習生活之余，同學們喜歡看電影，或聽聽音樂。有一次劉伯承和大家一起看電影，電影的名字是《紅色銀花》，描寫中國人愚昧落後、懦弱麻木。衣衫襤褸、面黃饑瘦的中國人，心甘情願地跪在地上歡迎侵入新疆的俄國人。這個電影大大刺疼了劉伯承的民族自尊心，當場他就指出：這是對中國人的侮辱。校方再一次批評他有「民族主義情緒」。他深切感到弱國之民無地位，勉勵自己更加努力學習，為改變祖國落後、屈辱的命運而奮鬥。以後，組織看電影或其他活動，他都不去了，一個人坐在宿舍裡看書。

　　同學們叫他，他說：「來這裡學習，機會很難得，要爭取時間多學點東西。

　　党隨時部可能叫我們回去參加戰鬥，那時就沒有這麼安定的環境和時間了。」

　　劉伯承在蘇聯學習期間，非常關心國內的政治形勢。1929年春的一天，國內來人向在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的人介紹了湘贛革命根據地的鬥爭情況，劉伯承聽了感到很受鼓舞。他對同學屈武說，中國的武裝鬥爭已經有了一個好的局面，儘管困難很多，但前途是光明的。我真想現在就回國，上井岡山和毛澤東、朱德同志去一起戰鬥。他一再向屈武強調：「中國革命同蘇聯情況不一樣，中國一定要依靠農民，武裝農民；否則，中國革命是不會成功的。」

　　※第五章從白區到根據地

　　§第一節長江局軍委書記

　　1930年，中國共產黨已從大革命的失敗中恢復過來。紅軍發展到10萬人（7萬支槍），建立了包括贛南、閩西、湘贛、湘鄂贛、閩浙贛、鄂豫皖、洪湖、左右江、陝甘、瓊崖等十幾塊革命根據地，在300多個縣建立了紅色政權，深入進行土地革命和武裝鬥爭。

　　這年5月，蔣介石同馮玉祥、閻錫山之間發生了大規模的軍閥戰爭。戰線東起山東，西至襄樊，南迄長沙，綿延數千里。三方投入兵力共100多萬，歷時7個月。這場軍閥戰爭，嚴重地削弱了反革命勢力，為革命勢力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有利的條件。

　　以李立三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誇大了革命的主觀力量，對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混亂、動搖，作了不適當的估計，致使黨內原就存在的「左」傾思想有了新的發展。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的主持下，通過了《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的決議，形成了以冒險主義為特徵的「立三路線」。

　　在這樣的形勢下，劉伯承離蘇回國，於8月初到了上海，立即被委任為中共中央軍委參謀長，參與策劃全國的武裝暴動。

　　7月底，紅軍第一次打長沙取得了勝利。紅三軍團乘國民黨軍中央軍和桂系對戰湘南衡陽、寶慶地區，長沙空虛的有利時機，集中優勢兵力，一舉攻克長沙。但在由湘桂邊境回師的國民黨軍何鍵部主力的反撲下，紅三軍團被迫倉猝轉移，遭到較大損失。

　　雖然長沙得而復失，8月5日又被何鍵奪回，但紅軍打下象長沙這樣的大城市畢竟是第一次。這一勝利沖昏了李立三等中共中央領導人的頭腦，他們制定了以武漢為中心的全國總暴動和集中紅軍進攻中心城市的冒險計劃，命令許多大城市立即組織總同盟罷工和武裝起義。8月3日，決定組織武漢、南京暴動與上海總同盟罷工，建立全國蘇維埃政權，把進攻的重點放到東部國民黨統治的中心區域。事先他們徵求了劉伯承的意見。

　　劉伯承剛回到國內，對根據地的力量和白區工作的基礎還沒有深入的瞭解，但根據滬順起義和南昌起義失敗的教訓，以及中共六大關於爭取群眾，團結積聚革命力量，作好武裝起義準備的方針，他對這種冒險主義的做法是有疑慮的。然而，這是他切次進入中共中央決策機關工作，堅強的組織紀律觀念不允許他作出公開反對的表示。他沒有在全域上對李立三等提出反對意見，但提醒他們目前進攻的重點不應指向國民黨統治的中心區域，而應向國民黨統治比較薄弱的北方發展；並指出南京暴動如果成功，據提供的力量計算，僅「可以固守一個月」。

　　李立三軍事上不在行，他需要利用劉伯承這樣的軍事專家來為他的冒險主義方針壯大聲勢。因此，他抓住劉伯承的意見大加發揮。在8月3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先是搬出劉伯承向北發展的意見，提出要用6個軍向北進攻，組織發動鄭州、開封、北平、天津等大城市的暴動，消滅正與蔣介石混戰的馮玉祥和閻錫山的力量，接著又借劉伯承說過的如南京暴動成功可守一個月的話，竟推斷出「我們無疑的可以在這一月中發動全國幾千萬、幾萬萬群眾起來擁護南京蘇維埃，與帝國主義、國民黨決勝負」。

　　1930年8月，共產國際先後派周恩來和瞿秋白回國，糾正李立三的「左」傾冒險錯誤。周思來、瞿秋白決定停止執行南京、武漢暴動計劃.但對於第二次打長沙的計劃並未停止執行，而是認為應縮短戰線，集中兵力，保證二打長沙的勝利。這就沒有從根本上糾正立三路線，而只是部分地糾正了李立三制定的」左」傾冒險計劃。

　　劉伯承對周恩來素來敬重，通過參加會議和單獨交談之後，深為周恩來的意見所折服，進一步認識到立三主張之非計。這時，中共中央領導的重心逐漸轉移到瞿秋白和周恩來身上。周恩來任政治局常委兼軍委書記，首先在實際工作中糾正立三路線，以減少損失。他代表中共中央派遣劉伯承去長江局任軍委書記，貫徹國際指示，停止執行武漢暴動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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