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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死亡老鼠」的死亡(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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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日淩晨1點,黎巴嫩政府發佈了一項新聞簡報,宣佈逮捕了高米亞科夫、華西列夫和哈桑·巴達維三人。幾小時後,官方通訊社隨即發佈新聞公報,詳細報道了整個事件的真相——原來,馬他耳中尉是一個愛國的黎巴嫩人,他在和哈桑·巴達維第一次接觸後,當即向黎巴嫩軍方反間諜機關報告了情況。反間諜機關為了引出哈桑·巴達維的幕後主使人,就指示馬他耳佯裝答應盜機,裝扮成一個只要金錢不要國家和民族的人。 反間諜專家在馬他耳的衣服上裝配了一個十分細小而高度靈敏的竊聽器,將他同蘇聯特工所有接觸和談話全部錄了音。為了要使克格勃更信任馬他耳,反間諜專家讓他提出逃往瑞士,並要求開支票以取得實物罪證。馬他耳中尉對這反間諜的角色扮演得十分出色,協助反間諜機關成功地粉碎了克格勃的盜機陰謀。 克格勃方面在這次行動中犯了一個又一個錯誤:首先,他們依賴一個像哈桑·巴達維這種無恥的人,就是一種失策。其次,他們約馬他耳到蘇聯人居住的公寓見面,竟大意到沒有對他進行電子偵察,以至讓他帶有竊聽器,錄下了所有的談話。第三,他們對馬他耳沒有進行反監視,相反卻同意馬他耳的要求開支票給他,而且不用外國銀行,竟直接開莫斯科人民銀行過戶支票。結果,弄得一敗塗地,大丟面子。因此,克格勃恨透了導致他們這次失敗的關鍵人物馬赫穆德·馬他耳,從1969年10月開始,就把他列為對外諜報局專門負責謀殺、綁架和破壞活動的行動執行部在中東地區的暗殺名單上的頭號暗殺對象。行動執行部部長欽巴爾少將多次下達過指示:不惜任何代價解決此人! 但是,黎巴嫩的反間諜機關相當重視對馬他耳的保護,馬他耳自己也十分警覺,以至使克格勃方面遲遲無法下手。1971年6月,馬他耳由於健康原因從空軍退役。改行做起了生意。為了安全,他去法國整了容,並改名換姓叫伊桑·沙展。克格勃對外諜報局的情報特工偵知了這一情報,立刻向莫斯科報告。克格勃的專家分析了情報,為了「引蛇出洞」,蒙蔽黎巴嫩反間諜機關和馬他耳本人,故意製造假情報讓黎巴嫩方面截獲,內容表明他們根本不知道馬他耳退役經商,仍指示混在蘇聯黎巴嫩大使館中的克格勃特工「設法建立在黎巴嫩空軍中的關係,專門偵查馬他耳行動規律」云云。 黎巴嫩反間諜機關果然信以為真,認為名聲赫赫的克格勃也不過如此。黎巴嫩的反間諜專家據此制訂了一個「將計就計」的策略,決定擇機放出消息說馬他耳已經犧牲,以徹底斷絕克格勃的暗殺念頭,也好結束對馬他耳曠日持久的保護,對於馬他耳本人來說,也能定定心心地過日子。不久,正好黎巴嫩軍方遂發佈消息稱,兩名遇難飛行員中一人便是『空軍英雄」馬赫穆德·馬他耳。克格勃自然知道是怎麼回事,也來一個「將計就計」,再次發出假情報讓黎巴嫩反間諜機關截獲,指示在中東地區的特工停止執行暗殺馬他耳的「獵鷹計劃」,因為馬他耳已經「去見上帝』了。 黎巴嫩方面見克格勃「果然」中計,便撤消了對馬他耳的保護措施,馬他耳本人也認為從此可以太平無事了,商務活動開展得較為放開。殊不知,克格勃一刻也沒放鬆對他的監視,正密切地注視著他的行蹤動向,等候著出現適宜下手的機會。最近,馬他耳找到了一個貿易夥伴,兩人打算合資在香港開設一家船務公司。那個夥伴是德國人,在香港經商已多年,於1973年9月底和馬他耳在越洋電話中商定:馬他耳在10月下旬赴香港,兩人具體著手操辦開設船務公司事宜。這個電話被克格勃特工竊聽並錄音,立刻報告了莫斯科。克格勃對外諜報局當即決定:派特工赴香港暗殺馬他耳。 暗殺任務下達到行動執行部,該部專門負責制定暗殺方案的「特別一科」的專家們經過反復討論,認為馬他耳這次是「9·30事件」的首次出國,雖然黎巴嫩方面認為「警報已經解除」,但他本人肯定仍是戒備心十足,所以,不能使用歐洲籍殺手,而宜派東亞籍特工去執行這個任務。這個特工最好是女性,會說英語、漢語,並且在香港曾經待過。這種類型的特工,行動執行部沒有,便向對外諜報局本部報告,要求調派。這樣,這個任務便落到了曾經赴日本執行過同類任務的傅索安的頭上。 傅索安被送往對外諜報局第一招待所的一間密室裡,連續三天聽幾位克格勃特工介紹馬他耳的有關情況,觀看幾年來秘密攝下的馬他耳的錄像鏡頭,並反復聽了馬他耳在各種場合的說話錄音。三天后,她已經能輕而易舉地從上百張混雜在一起的同是二十多歲的黎巴嫩男子的照片中辨認出馬他耳的那張,在聲訊專家合成製作的錄音帶裡,也能準確無誤地辨別出馬他耳的聲音。 接著,克格勃又讓傅索安溫習了幾天無線電收發報技術,使她能較為熟練地勝任遠洋貨輪上的無線電報務員的工作。因為她這次將以蘇聯遠洋貨輪上的報務員身份堂而皇之地赴香港。之後,傅索安又在專家指導下,學會了使用一種新型暗殺武器。 1973年10月中旬,傅索安從莫斯科飛往位於日本海岸邊的海參崴市,在該市的克格勃分局,她戴上了金黃色的披肩假髮頭套,搖身一變成為一名歐洲、亞洲人種的混血女郎,然後以無線電報務員的身份登上了二萬噸級的蘇聯「西伯利亞人」遠洋貨輪。根據蘇聯國家交通部的規定,超過一萬噸級排水量的遠洋貨輪必須配備兩名報務員,所以「西伯利亞人」號貨輪上還有一名報務員,她是真正承擔通訊任務的角色,而傅索安不過是搭乘該輪混往香港。 「西伯利亞人」遠洋貨輪的全體船員,都接到政治委員的嚴厲警告:不准糾纏新來的女報務員,不准在背後議論她,更不准對她的任何行為加以指責,誰若違反,回國後將倒黴!因此,傅素安在航行途中一直優哉遊哉,什麼事情都不做,除了喝酒便是在甲板上散步,有時興致上來,就釣釣魚。 1973年10月17日,「西伯利亞人」遠洋貨輪經過四天的航行,安然駛抵香港。根據蘇聯交通部遠洋貨輪公司的安排,「西伯利亞人」號貨輪在卸掉所載的煤炭後,應當駛往馬尼拉港裝運一點八萬噸小麥返回蘇聯。但是,該輪在抵達香港後的第三天,在卸掉所載的煤炭後準備啟航時,卻發現「一台柴油機出了毛病,根據航行規定,這是不允許繼續進行遠洋航行的,於是,「西伯利亞人」號貨輪便駛往香港的造船廠碼頭,請求船廠為他們修理。在修船期間,船員是可以上岸遊玩、購物或者訪友的。 這樣,傅索安便獲得了上岸的機會。但是,當天她由於未接到馬他耳抵達香港的通知,所以未曾上岸。次日下午,傅索安接到政治委員親自送來的一張明信片,說是岸上有人送來的,因上面有克格勃事先關照他的暗記,知道是讓轉給傅索安的,所以馬上送來了。明信片是寫給政治委員的,是一段簡單的生日賀詞。但是,當傅索安把間諜用的密寫藥水輕輕拭上去後,生日賀詞就變成了俄語寫的情報,通知她馬他耳今天上午已經抵達香港,下榻於「拜敦飯店」8樓11號房間,隨他一起來香港的,有他的妻子和一個五歲的兒子。 傅索安當即決定上岸。下午5時多,她已經變成了黑頭發黃皮膚的東亞人,坦然地走進了「拜敦飯店」,以全套的證件證明自己是日本國公民,身份是記者,赴港來旅遊兼採訪,要求住宿。對於飯店方面來說,這自然是求之不得的,馬上作了安排,並根據傅索安的要求讓她住進了7樓11號房間。 傅索安進了7樓11號房間後,立刻從皮箱裡取出了竊聽儀器,那是一個和汽槍子彈差不多大小的玩意兒,四面都有特殊的微型強力吸盤,能夠輕而易舉地粘在任何物體的表面。傅索安俯身窗外,把這個竊聽器扔向馬他耳住的811房間的窗戶上沿,使它沾在牆壁表面。竊聽器剛沾上去,原先的白色便自動變成了與牆壁相同的淺綠色,連傅索安自己一不小心也就找不到它了。 傅索安接著拆開了皮箱的拉手,從裡面取出與竊聽器配合使用的指令發射儀、信號接收儀及微型耳機,迅速裝配好後,開始測試。她發出了「開始工作」的指令,耳機裡馬上傳來811房間裡的聲音:電視打開著,正在播著李小龍的武打片。馬他耳夫婦和那個五歲的兒子正在歡笑嬉語,說的都是法語,傅索安聽不懂,但她估計那是馬他耳夫婦在逗他們的兒子。 那個黎巴嫩小孩有著一副銀鈴似的嗓子,稚嫩而清亮,就像春天溫柔和煦的風兒在輕輕地吹起一串小小的風鈴。傅索安在驚歎克格勃技術管理局的竊聽專家竟能製造出如此精湛的竊聽器設備的同時,也深深被那個小孩的嗓音所感染,她不得不承認:自己從未聽到過世上還有這樣好聽的童聲。她想,如果讓小馬他耳去學唱歌,所灌的唱片一定會特別暢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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