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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女扒手的悲劇(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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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3月8日深夜,「先鋒廠」公安處的兩輛吉普車悄然駛至鄺裕祥所住的樓下。偵察員叩門而入,向鄺出示了由廠黨委批准的《傳訊通知》,把鄺請上了汽車,直駛公安處。與此同時,對鄺宅和研究所醫務室的搜查也開始了。偵察員經過細緻的搜索,抄到了他裕祥用於特務聯絡的密寫藥水、工具以及兩本密碼。此外,還查獲了特嫌分子作案時所供的那個被誤認為是「狗爪子」在曹秋林身邊出現過的可疑人物的衣著特徵正好相符。在絨線帽裡發現女性長髮一根,這為後來追蹤、認定間諜案犯提供了鐵證。偵察員把搜查結果報往偵查指揮部時,吳榮德、劉城以及倪炯敏的兩位助手小金、小唐對鄺裕祥的訊問正在進行。 鄺裕祥初時自然拒絕招供,一口咬定公安處抓錯人,揚言要到北京國防科委去告狀。待到偵察員把他自以為密藏得天衣無縫的密碼等證據送進來時,這才傻了眼,接著就痛哭流涕,跪地不起,磕頭如搗蒜。吳榮德沒料到這個平時一向自視清高、自命不凡的高級知識分子竟會弄出這副腔調來,不禁看得怔了。片刻才回過神來,親自下座上前把他扶起來,說:「老鄺,你別這樣,事情到了這地步,還是老老實實交代清楚為好。你那個『外甥女』已經走了一個星期了,我們還得找她追回密件,你早一分鐘交代,我們就早一分鐘追回密件。否則,時間耽誤了,出了更大的漏子,對你可是大大不利!」 鄺裕祥這才停止哭嚎,坐在椅子上,一邊抽泣,一邊抹著眼淚鼻涕,斷斷續續地作了交代——誠如倪炯敏所估計的,鄺裕祥早在1958年7月間,就在陪蘇聯專家去北戴河休養時,被混跡其間的克格勃特工軟硬兼施拉攏,答應為克格勃工作。那個披著「專家」外衣的克格勃特工利用平時和鄺裕祥的接觸,對其進行了收集情報、使用密寫工具、聯絡方法等方面的訓練,並給了一些錢。但是,並沒有下達活動指令。1959年12月,專家組撤回了蘇聯。臨行前,那個克格勃特工吩咐鄺裕祥潛伏待命,偽裝積極,取得信任,以便日後大展鴻圖。鄺裕祥具體做的事情,就是每隔三個月把自己的境況向澳門的伯父(他是一個本分的老中醫)寫信告知就可以了。 從1960年3月開始,鄺裕祥嚴格遵照指令執行,每季度向澳門伯父處寫一封信。克格勃方面對他就像忘記了一樣,從來不聯絡,也不下達活動指令以及發放特務經費。這種情況使鄺裕樣產生了一種「得以解脫」的想法。他的「下水」出於迫不得已,後來他曾為之懊悔不已,所以當克格勃那麼長時間不理睬他時,他很是輕鬆了一陣。但這畢竟是暫時的,克格勃既然拉他「下水」了,自然不會輕易放棄,他們不過是在等待時機。 到了1965年,鄺裕祥被調來「先鋒廠」後,馬上就有密信寄來,命令他提供情報。「先鋒廠」作為一家大型保密單位,自有許多保密措施,各部門之間處於完全獨立、封閉狀態。因此,縱使鄺裕祥費盡心機,也只弄到了極小部分的情報。對於克格勃而言,這中間最有價值的一條情報,就是「先鋒廠」研究所承擔中國核試驗基地部分項目的數據分析。克格勃曾在1968年下半年,接二連三發來密令,讓鄺裕祥摸清核基地和「先鋒廠」之間的聯絡、接觸過程。鄺裕祥經過一番折騰,終於完成了任務,於1969年2月把這一至關重要的情報向克格勃提供了。 從那時開始,鄺裕祥就意識到克格勃要在核基地分析數據密件上動腦筋了。果然,1972年1月13日,鄺裕祥接到克格勃以信件方式(密寫)發來的指令,命其火速制定一份接待及協助特工竊取元月8日中國那顆氫彈爆炸後「先鋒廠」研究所數據分析結論賽件的方案,在元月2O日前寄達貴陽市的一個地址,顯然那裡有克格勃特工在坐等(後來查明那是一家旅館,信件插在門口任人自取,查當時所有旅客,未有收穫,估計收信特工是上門去取的)。鄺裕樣不敢違駁,卻又不希望克格勃真的作這起案件,以免殃禍自己。他反復動了腦筋,最後想出特工冒充其外甥女來探親,然後去將軍墳跟蹤機要通訊員行竊的主意。鄺裕樣把信件寄出後,一直處於忐忑不安的狀態中,暗中祈望克格勃放棄這次行動。不料,2月上旬他接到密令,稱方案已獲批准,讓準備實施。鄺裕祥無奈之下,只好把妻子打發去南京探親,以便接待和協助派來的特工實施方案。 2月13日,鄺裕祥接到3號哨卡值班室的電話,說有人找他。 鄺速騎摩托車趕去,和冒充外甥女卞學君的那個女特工見了面,辦了有關手續後,把她拉往家屬區,在自己家裡住了下來。那個女特工看上去大約二十二歲左右,女性中屬中高個子,黑黑的皮膚,長得倒還有幾分姿色,人看上去很活絡。她自稱姓龍,讓鄺格樣稱她「小龍」。「小龍」向鄺裕樣交代了克格勃的指令:務必協助她竊取密件。 當時,核基地的機要通訊員還未抵達「先鋒廠」,作為研究所醫務室主任的鄺裕祥,甚至根本不知道他們是否會來。但小龍說得很確鑿:肯定會來「先鋒廠」進行數據分析,這幾項分析只有「先鋒廠」能做,而且也只有這個時候能做。她說這是克格勃科學家經過分析後得出的結論。果然,兩天后,曹秋林、曾厚望來了。小龍當即命令鄺裕祥做兩件事:一是打聽密件送高「先鋒廠」的時間。一是無論如何設法把兩個機要通訊員中的一個留下來。對於鄺裕祥來說,後一樁事很是勉為其難。他正犯愁的時候,從未來過西南地區的曾厚望突然水土不服而求醫了,於是便有了兩次使這個壯實的北方漢子病臥床榻的陰謀。鄺裕祥生怕惹人懷疑,便自作聰明地冒出用諸慧麗的名字開處方的主意,想給以後一旦出現的調查留一個謎團。 2月28日,小龍早早去了將軍墳,待到曹秋林抵達汽車站後便挨上去作了案。她當時就溜回「先鋒廠」家屬區。換下了作案時穿的衣服,本來想馬上離開的,但在急急忙忙返回的途中扭傷的腳開始腫脹疼痛了,難以行走。於是只得留了下來。次日,她接受鄺裕祥的勸告,由鄺帶著去家屬區醫院治療,但是拍過X光片子後,她卻又改變了主意,堅持要走。鄺裕祥便把她送往將軍墳車站,看她乘坐的開往芙蓉溪的汽車離站了方才駕著摩托車返回。 至此,「2·28案件」的案情已經完全明瞭。倪炯敏立刻掛通了北京的保密電話,向公安部彙報情況。鑒於該案性質已經起了變化,由最初判斷的普通刑事案轉為間諜案,所以他當即請示是否需要「走馬換將」,調政治保衛線的專家來指導進行下一步偵查工作。 公安部有關領導經過研究,決定仍由倪炯敏指導並協助偵查指揮部把「2·28案件」一查到底,抓獲案犯,追回密件。 1972年3月9日中午,「2·28案件」偵查指揮部召開案情分析會,研究那個自稱「小龍」的克格勃女間諜的去向。 會議開始時,倪炯敏公佈了一個有關失竊密件自毀裝置的秘密:據曾厚望在請示核試驗基地獲准後告知,曹秋林失竊的那份密件的外形如同一個西裝皮夾,外用特殊材料密封,防水防火。內有一種自毀液體,當外面一被啟封,自毀裝置就自動開啟,只要打開密封層,裡面的密件上的文字、數據就會在瞬間被毀,密件就成為一份廢紙。只有將密件放進特製的儀器中經過處理後,才能安全開啟,獲得密件上的內容。倪炯敏臨末道:「作為克格勃這樣的間諜機構,不會不懂得密件的自毀裝置,所以,他們向『小龍』下達任務時,一定會交代這一點。所以,『小龍』竊得密件,並不意味著已經竊得了機密,只要她還沒越境,密件就一定還完好無損。我們現在的思考聚焦點,是定在『小龍』是否還在中國這一點上。」 吳榮德說:「今天淩晨,我們已向全國各邊境口岸發了緊急傳真電報,要求協查自2月28日至今持合法證件出境的女青年中是否有形如『小龍』的。至開會前五分鐘,最後一份回電已經發來,各個口岸均未有這樣的女青年出境。也未搜撿到狀如密件的物體。 因此,我想,那個『小龍』一定還在國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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