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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在特維爾諜報學校(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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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全裸照也是克格勃招募特工的一道必行手續,
她在履行這道手續後,又羞又恨又悔,伏案痛哭不已。

  特維爾諜報學校的暗殺課程一向被克格勃列為特工學員的主要課程之一,因此,授課內容、時間都較其他一些課程不同。為讓學員易於理解接受內容,學校運用了多種形式,除放映教學觀摩影片外,還放映了一些蘇聯和西方國家的相關故事片,並請來克格勃對外諜報局行動執行部的暗殺專家來講解、分析他們親手所幹的謀殺行動。行動執行部原被稱為「F排第十三部」,1969年初剛改了名稱。該部專門負責政治謀殺、綁架和破壞,其活動充滿血腥,往往是鮮血飛濺的,所以在內部被稱為是幹「濕活」的。另外,傅索安等學員還在教官指導下做了許多實驗。等到暗殺課程學完,已經是1969年6月下旬了。

  這時,由於國際、國內形勢的動盪、變化,蘇聯需要更多數量的待工。克格勃根據蘇共中央政治局的指示,突擊改革了特務學校的教學大綱和教學計劃,推出了「謀報人員速成班」。這種「速成班」簡化、刪除了原先的部分內容,將完成學業的時間定為十二個月。為便於教學,「速成班」採取集體教學方式,所以招募學員也是一次性進行的。特維爾諜報學校被克格勃總部定為「諜報人員速成班」的試點單位,於1969年6月29日招募了三十名學員,將他們編成了一個班。

  這個班的三十名學員中,二十名是蘇聯人,十四男六女;十名是外國人,五男五女,其中有一名女的是中國人,也是知識青年。

  這個女知青名叫鐘秀翔,1949年11月出生于河北省唐縣,其父母當時均是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官。一年後,鐘秀翔因父母奉調去北京而隨之赴京。從此,鐘秀翔定居北京,在北京讀完了小學和初中。1958年,鐘秀翔的父母轉業地方,父親擔任一家工廠的黨委書記,母親在教育部門任科長。兩年後,鐘秀翔的父親患病醫治無效,撒手西歸。不久,鐘秀翔的母親再婚,繼父是醫生。由於繼父帶來了前妻所生的三個子女,鐘秀翔覺得打破了她家原先的寧靜,從此一直鬱鬱寡歡。1966年爆發「文化大革命」後,鐘秀翔乾脆離家出走,走南闖北,遍遊全國,「革命大串連」一直進行到1968年春節前方才結束,返回北京家中。

  鐘秀翔回到北京後才知道,在她「革命大串連」的這段時間裡,家中發生了重大變故:繼父被造反派查出30年代曾當過國民黨部隊的軍醫,並涉嫌迫害多名紅軍被俘傷病員,於是被定為「歷史反革命分子」,給逮進了公安局;母親早已被所在單位定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靠邊勞動,接受監督,丈夫一抓進去,她又被扣上「反革命家屬」的帽子,成了雙料貨、重點批鬥對象,七批八鬥,成了精神病人,跳進了永定河。家庭變故對鐘秀翔造成了政治、經濟兩方面的雙重不利。幸虧她本來就是個有主見的姑娘,在外闖蕩了一年多,更加變得成熟了,面對不利情勢顯得很是冷靜,經過一番考慮,頭腦裡很快就形成了主意:從此不再參與政治運動,不參加學校兩派造反組織的任何一派,當一名「逍遙派」。經濟上先把家裡稍稍值錢的東西(值錢的都已被抄家抄去了)送往舊貨店,換取錢鈔維持生活。

  鐘秀翔有個從小學一年級就同班一直同到初中三年級的同學,那是個男生,名叫盛煒富,和鐘秀翔同年。這盛煒富的父親是資本家,早年在北京城裡開著三家店鋪,在資本家裡算是個不大不小的角色。1956年,國家推行了公私合營對資本家的產業進行「贖買」的政策,盛老爺子把三家店鋪交給國家,每月能拿下一筆優厚定息,一家數日照樣過著富裕的日子。盛煒富人模樣長得帥,身架子高大健壯,穿戴又光鮮,學習成績又好,所以在班級裡很惹女問學的注意。初二、初三時,頗有幾個情竇初開的女孩子偷偷給他遞過情書。惟獨鐘秀翔對這個資本家子弟嗤之以鼻,正眼兒都不瞧一下。當時鐘秀翔是「革命幹部」成分,眼珠兒長在額頭上,從來不把「非勞動人民家庭」出身的同學放在眼裡。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盛煒富因先天缺陷,底氣不足,頗有自知之明,早早當起了「逍遙派」。學校裡那兩幫於因忙著打派仗,也顧不上對付「逍遙派」。盛煒富閑著無事,常去近郊釣魚、逮鳥、放風箏。鐘秀翔在回北京二三個月後,一則閑得發慌,二則經濟上捉襟見肘,連吃菜都發生困難,便常去郊外挖野菜。一次,鐘秀翔在挖野菜時,和正在釣魚的盛偉富意外相遇,雙方一怔之後,打了招呼,開始敘談近況。盛煒富在知曉鐘秀翔的情況後,並沒有因鐘秀翔以前歧視他而幸災樂禍,相反倒表示出深深的同情心。他把釣到的魚全都送給了鐘秀翔,並將身上帶的錢也全掏出來贈送了。

  以鐘秀翔當時的情況,她的家庭出身比盛偉富還低了三等,她見盛煒富如此對待自己,禁不住感動得熱淚盈眶。也許,就是從這一刻開始,她心裡產生了對盛煒富的愛。

  鐘秀翔的家離盛偉富家不遠,步行七八分鐘就到。從此,盛煒富天天邀請鐘秀翔去他家坐坐。和他那幾個同樣是「逍遙派」的弟妹一起下棋、打牌、玩樂器。盛家老爺子當年是北平商界小有名氣的「老狐狸」,處世行事心眼玲瓏剔透,「文化大革命」剛吹響號角,他已嗅出味道不對,立刻把金銀錢鈔、貴重細軟藏匿轉移,結果,抄家的一撥撥來,卻只搬走了幾件家具、餐具。不久,造反派打起了派仗,老爺子遂把藏匿的錢物一點點拿出來貼補家用。所以,盛家仍過著比較好的物質生活。這種家庭,根本不在乎多一張嘴吃飯,盛偉富便經常留鐘秀翔在他家吃飯,好讓她節省一份開支。有時,在家裡悶得慌了,盛煒富、鐘秀翔便去公園、郊外釣魚、挖野菜。如此幾個月接觸下來,兩人很快就產生了感情,雙方之間只隔著一張薄紙,一捅就破。

  這時已進入1968年的秋天,中國開始了新中國成立以來規模最大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北京市革命委員會發佈文件,提出1966年、1967年畢業的初、高中學生的第一個去向是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當時的口號是「屯墾戍邊」,據說具有雙重戰略意圖:如果蘇修發動戰爭,入侵中國,大批知青便是兵源,隨時可以就地入伍,拿起武器,投身反侵略戰爭。如果不發生戰爭,知青則是一支生產力量,可以參加建設邊疆。盛偉富得到消息,想想自己已經步入成年,老是待在家裡也沒意思,不如去黑龍江算了。於是去找鐘秀翔商量,其實是想拉她一起去的意思。鐘秀翔的處境、心緒比盛煒富差得多,正急著尋找出路,聽說有這樣一個機會,自是願意。

  於是,兩人雙雙去學校報了名。

  當時,黑龍江省邊境地區稱為「反修第一線」,而去那裡的知識青年又是作為「反侵略戰爭預備力量」而安排的,所以,在選擇時有一定的條件,明確規定「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的子女是不能去的。盛煒富、鐘秀翔報名後,一政審,盛煒富的父親雖是「老狐狸」,卻屬￿「守法資本家」,盛煒富本人也從無劣跡,於是得以通過。而鐘秀翔卻不行了,她的父親作為「歷史反革命分子」關在專政機關,母親又是「畏罪自殺」的,這種角色顯然不適宜去「反修第一線」紮根。盛煒富、鐘秀翔得到消息,焦慮萬分,鑒於當時的政策,卻又無計可施。正在無可奈何之際,情況發生了變化:鐘秀翔的繼父、那個當過國軍軍醫的老頭經審查認定只屬￿「一般歷史問題」而被釋放了,仍回原單位行醫。這樣,鐘秀翔母親的問題性質也起了變化,雙料貨還原為單料貨,僅是一個科級「走資派」。這對於鐘秀翔來說,無疑是一個轉機。她當即去學校和區有關部門申述理由,共有三條:

  一、她的生父系貨真價實的革命幹部,早在1938年就參加八路軍了,為革命立過戰功,解放後長期擔任局級領導,是毛主席革命路線上的人。

  二、她的繼父已經專政機關審查認定不是「歷史反革命分子」,而只是「一般歷史問題」。

  三、她的母親「畏罪自殺」的一條「罪行」即「反革命家屬』七團繼父問題性質的改變而消除。

  當時主持該項工作的領導小組當然不會預料到鐘秀翔去黑龍江後會叛逃去蘇聯,成為一名克格勃特工(平心而論,就是鐘秀翔本人也還沒這麼一個打算)。他們認真聽取了鐘秀翔的申訴,對她的情況進行了專門研究,最後決定網開一面,批准她去黑龍江。對鐘秀翔審查的放寬,當時是有據可依的:根據有關部門的估計,去黑龍江的這批知青有可能將在那裡待一輩子,至少也得待一二十年。這樣,他們將不可避免地面臨婚姻問題。為了今後使絕大多數人能順利地解決這個問題,在組織這批人員時,內部規定要求男女比例盡可能達到或接近一比一。而當時這兩屆畢業生中,男女生的比例本來就不到一比一,男生偏多。在報名的人中,又是男生人數明顯多於女性。所以,在審批時,政策往往向女生傾斜。鐘秀翔的情況,就是屬￿這一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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