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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談藝錄(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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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有人問起我下圍棋的種種來。就直接的影響和關係而言,下圍棋推理的過程和創作武俠小說的組織、結構是很密切的。推敲之間,變化太大,耗時過久,這種藝術也就漸漸不時興了。現在人何嘗有餘暇玩這些,落一粒子十幾分鐘,一盤棋可以下好幾天。所以我到日本竟然發現:麻將比圍棋更流行!」 「但是圍棋的訓練對我卻有另外的啟示。其一是『變』,沈君山先生曾告訴我:目前的電腦還不能處理圍棋中所包涵的廣多變數。這使我想起佛家道家都曾揭示過的:人世間變化萬端,周流不居。其二是『慢』,這和當前的西方文明社會中的人生態度是相衝突的,慢的妙處在於沉思和品味。如果圍棋能在西方社會裡成為普遍的娛樂,可能會幫助許多人更深刻地體悟人生。」 他從容地點煙,也不忙著吸,然後長長的一截菸灰滾落。他答覆了一些關於個人學佛的問題。 「或許就如同文學一樣,流派紛紛,有浪漫的,也有古典的,隨人的興趣所近,選擇所好。佛學也是如此,具有八萬四千法門,因人的個性而可以有不同的研究途徑。」 「在最基本的理論上,佛家經常講『變』,所謂一刹那,是比一秒鐘還要快些,而且是無從度量的,刹那間即是一變,這當然是象徵性的講法了。透過『變』,佛家不認為人生在任何方面是單向圓滿的。悲亦不久悲,不止於悲;喜亦不常喜,不止於喜。同樣的道理,可以解釋偉人與美人總難出逃于自然的法律,也就註定會老了。這就是所謂的無常,所謂的茫然。茫然之感,恐怕更能貼切地傳達出人生百態的訊息。我常想著:什麼樣的感觸都會在時間中淡去,淡成了茫然。」 這是東方神秘色彩的畫筆麼?文學與藝術一旦逼近了這份氤氳,衝突或者挫折或者鬥爭或者勝利是否便告消弭了呢?那麼東方的悲劇情懷又如何藉著文藝形式加以傳遞、感染呢? 金庸先生從頭說起:「簡單地說,希臘的古典悲劇總是強調著『命運』,人受制於它,並與之抗爭,然後遭受到永恆的挫敗。而在中國或者印度的傳統思想中並不是這樣,悲劇是由人自己所造成的,根據人的個性而衍發。世事紛壇,人總在面臨各式各樣的選擇,選擇也可能是出於誤會,但是誤會是對是錯呢!即使人能瞭解自己的選擇,又能否肯定那瞭解就是正確的呢?正確就是一定的嗎?選擇真能歸結於命運嗎?或者還是掌握在人自己的手裡呢?從個性決定的觀點,我個人以為是比較落實一些的。」 他這時深吸了一口煙,說道:「希臘悲劇似乎總是一連串的驚疑和恐怖,觀眾可以眼看著劇中人一步一步踏入命運的牢籠,無法解脫。然而東方色彩之下的理念卻不是這樣簡化了的。佛家既說『無常』,同時也強調『因緣』。『因』可以看做是人事上主要的動力;『緣』即是其間許許多多的附帶條件,比方說今夜之會吧!我從香港來,高先生、高太太邀我到這裡,——這是『因』;諸位今晚也都有空過來談談——這是『緣』,因緣定分,所以大家便能相聚了。佛家不談命運,不談上帝,積極的地方在於相信某些『緣』是可以由人為控制的。——這是佛家主張『有為』的一種見證。」 那麼,人如何去知道命運,或者知道因和緣呢?人又如何知道何以有為,以及如何有為呢?座中另一位先生提出了這個問題:「知識」在佛家的哲學裡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呢? 「這就涉及到宗教性與世俗性的分歧的一點上了。」金庸先生說:「越談越玄了,好像?——佛家有兩種看似相互矛盾,實則只是落腳的層面不同的說法。所謂『八正道』,也就是八種落實於生活的方式,其中第一條路就是『正見』:求得正確的知識以及見解。佛家不像基督教,強調人的『罪』。卻認為人所犯的錯誤不過是出於『無明』而已,人因為不能求得正確的見解,所以會犯錯。但是另一方面,佛家又要人祛除『所知障』。當人生在世數十年,接受各式各樣的見解和經驗之後,總會有所執著和堅持。如果人想得到最後的真理,勢必須要拋棄所有的成見,那時知識可能只是障害了。」 在「正見」的語意上,西方的蘇格拉底在論述中也曾有過類似的見解,他也是將人的罪惡、虛偽和錯誤在某種程度上訴諸人的無知,與佛說是很接近的。然而在知識與發展的歷程中,東西方又分別導領出有著相當差異的軌道。金庸先生揮語如行雲,對這個問題作了扼要簡明的分析: 「西方的哲學傳統裡對知識是相當重視的。柏拉圖也曾認為追求知識就可以完滿地解決人生問題。發展到康德,有一部分的理念就和前面所提及的佛家『去所知障』的精神相近了。康德認為人永遠不可能接觸到真正的智慧和真理,它和人類的語言及思辨能力是相抵觸的,知識亦無能為力。康德只作如是說,並沒有進一步地說明。而在佛家則進而用打坐以及默想以接近真智慧。禪宗尤其主張如此。這就是屬宗教的問題了:信則是;不信則否。哲學家想當然是不容易接受的。佛家基本上認為一切哲學的解釋,總是片面的,也就是有限的。有人問佛祖:宇宙是有盡是無盡的?是有限是無限?人死後會如何?問了十四個類似的問題,釋迦牟尼都不回話,這是著名的『十四不答』。這些問題獲得不同的解釋,卻終不能有答案,提問便是無稽的。釋迎牟尼還作了一個比喻:有人中了毒箭,這時去研究那箭身的質料為何,研究那箭羽的種類為何,研究那射箭人狀貌如何,諸如此類皆無關宏旨,重要的是怎樣去拔出毒箭,救回一條性命。」 「——唉!我已經『說』得太多了,個人於佛,只是初學,修習的是較古的原始佛教。其實人人學佛各隨緣分不同,而有不同的『法門』的,有人學佛是為了研究學問,宗教的意味變淡了;有人修佛是出於信仰,即使不能讀很多經典,只要一旦開悟,也有所得。」 金庸先生顯然是不準備多說什麼了,無語因緣,在座者也多隻便會心而笑了。 接著,座中人的聯想忽發,從佛教世界到武俠小說,在一般人的印象中是十萬八千里的旅程,而追懷之下,《西遊記》這部書已如「筋斗雲」般浮躍而來。 金庸先生傾身換了個坐姿,緩緩道來:「《西遊記》原先也不是一人一時的創作,總是附會故事,敷陳情節,刻畫人物,最後輯補撰訂的。其中猴子造型的來源,可以追溯到印度史詩裡的英雄人物去。佛經中也利用了那些傳統的民間故事,後來傳入中土,踵事增華,便不只於佛家一門。《西遊記》裡儒、道兩家的風味和理想也具有相當分量的地位,這是中國人合異取同的天性了。」 當人們提及金庸先生早年從事電影工作的時候,他連忙搖搖手,笑道說:「我在電影工作上是完全不成功的!早些年,在左派的長城電影公司做一年多,導過兩部戲。他們對於戲劇的限制非常嚴,編個劇本要這審查、那研究,工作很受限制,那不是個適當的創作環境,我沒有待下去。一直到現在,他們似乎仍然未曾擺脫那許多束縛。 去年,中共召開『文化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許多人在會中也強調了:主題的限制需要放寬,創作需要自由。連鄧小平也在開幕典禮中說:中國地大物博而歷史悠久,文藝創作也必須要有多方面的表現。至少在趨勢上,放寬是不可避免的。記得去年我在香港,見到一出由大陸的劇團所演出的京戲《辛安驛》,竟然也採用傳統的演出形式,刻畫一對假鳳虛凰的思春之狀,這和前幾年中共的姿態是大異其趣的。 中國是大的!大中國怎麼能任少數人意向所使,翻雲覆雨呢?形勢是自然而然與人的心靈相啟發、相印證。從文學藝術或是哲思玄理之間,我們可以管窺出一些歷史發展的端倪,人們必須一步一步走向自由、開明、寬容而民主的理想。據我個人三年來的觀察,大陸上人民的一般心理,正有以上的傾向和趨勢。至少已經公開承認臺灣三十年來經濟上的成就。——這從某方面來說,稱得上是進步的基礎。」 金庸先生語重心長地作了結論:「中華民族有偉大的文化傳統,這深厚的文化傳統,大有可能導引我們進入光明的未來,重視文化經驗多方面的發展,然後我們期待!」 夜涼方濃,一燈如炬,座中人依依相別,仿佛是結束了什麼。然而結束了麼?或者告別了儒俠金庸,便頓然覺出有一程歲月正將開始呢?那是慧思與靈感的開悟麼?然而一席話間怎容得下這許多境界呢?他留下一些值得細品深思的課題,引燃了歸客的心緒,一如燈火引燃夜色,直到黎明來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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