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傳第廿三章最後二十年(4)

第廿三章最後二十年(4)

　　無論如何，彭教授一案都不是孤立的。1960年9月4日，著名學者雷震因背叛罪被軍事法庭判刑10年，其中最嚴重的指控是他未能告發他的《自由中國》雜誌社職員中的一名前共產黨員。然而，他的主要罪行可能是組織了一個名為「改進地方選舉論壇」的反動組織。

　　1965年底，一份受歡迎的雜誌《文星》因發表一篇保護新聞自由的文章而被停刊1年。

　　一件更令人憂慮的案子也許是1970年審訊從菲律賓被放逐到臺灣的兄弟倆。他們分別被判2年和3年的有期徒刑。他們被指控為在馬尼拉發表了支持共產黨的文章。5月中旬，在200多名外國記者在台旅遊期間，國際新聞協會為這兄弟倆求情。許多華僑注意到，在國外犯罪有可能在國內被判刑（為了對蔣介石表現出公平，菲律賓總統馬科斯把這個棘手的案子移交給了蔣介石，所以他堅持把這兄弟倆放逐到臺灣）。

　　臺灣蔣氏父子控制了一切。蔣介石獨攬大權，蔣經國負責調查局，這是一個安全監視機構，所有持不同政見者都沒有逃出它的手心。

　　儘管對持不同政見者的指控最常見的是支持東亞共產主義，在國民黨統治初期，更多的是指控參加或支持臺灣獨立運動。能幹的臺灣政治家高玉樹（1957年我見過他，當時他是臺北市市長）于1960年參加了成立中華民主黨的活動，但他後來失敗了。

　　由於被告發犯有腐化墮落罪，他暫時被趕出了政界。

　　然而，公平他說，在蔣的統治下，臺灣的經濟很快就繁榮起來了，這一點所有的人都分享到了。由於臺灣本地候選人在社會事務和各種選舉中的地位戲劇性地得到了提高；由於在各教育機構強制性使用漢語普通話作為教學語言而實行的開明的教育同化政策等，使臺灣的獨立意識漸漸地減弱了。

　　1965年和1966年臺灣的兩位領導人托馬斯·廖和曾萬福回到臺灣搞獨立運動，結果失敗了。他們倆人被放逐到日本多年，後來因有悔改行為而受到寬恕，並准許回台。以後他們沒再受到懲罰。

　　儘管蔣介石政府以「自由中國」來標榜自己，但他採取的一直是獨裁主義的統治制度。在「中華民國」，存在著老百姓放棄政治的可能性。除了一些特殊問題之外，如反共產主義、總統的個人評價或臺灣獨立問題，臺灣的新聞界是十分自由的，並常常譴責國家和地方政府。

　　一般來說，外國的訪問者常常對臺灣的這種輕鬆愉快的氣氛感觸至深。的確，在臺灣只要不參與政治，作為個人或家庭有可能並且很容易生活得美滿幸福。從長遠的觀點看，其結果將是形成一個不關心政治的民族。

　　蔣介石允許有巨大的生產性自由的一塊領域是經濟，這也許是因為他對經濟不特別感興趣，在這一點上國共兩黨形成了鮮明的對比。1953年，臺灣的工業產值中公共企業的產值占55．9％。到1974年，這一比率下降到23．5％。然而，私有企業在這20年中則從44．1％增長到76．5％。在有助於臺灣「經濟奇跡」的所有因素中，最主要的是政治秩序和經濟自由的結合。罷工是受禁止的，但是，即使在沒有罷工禁令的情況下，不斷的經濟繁榮和家長式統治的結合也會使工人暴動保持在一個較低的水平。

　　當然，經濟的成功還有別的原因。在最初的年月裡，美國為臺灣的經濟發展和軍事需要提供了大量的援助。1965年是一個轉折點。當時，根據與蔣介石達成的協議，並且鑒於已經取得的「健康經濟發展」，美國政府宣佈，在美國財政年度歲末，美國將在6月份停止對臺灣的經濟援助。但是，軍事援助還在繼續。自1949以來，國民黨政府已經接受了36億美元的援助，其中有22億的軍事援助，12億的經濟援助和價值2．5億美元的農產品。美國的軍事援助計劃在1965年以後仍在繼續執行。

　　從另一個重要方面來講，1965年也是一個轉折點。那一年蔣介石政府決定將六年義務教育延長到九年。其結果是把學生的畢業年齡提高到16歲，並標誌著臺灣開始進入一個通過擴大教育而創造必需的有技能的勞動力的複雜的技術時代。

　　10年以後，臺灣開始出口電子計算器和彩電，並且自己製造了噴氣式飛機。到那時為止，臺灣的外貿總額已經超過人口大於臺灣50多倍的中國大陸。

　　1973年，臺灣的工業增長率達到了22．7％這一驚人數字，但第二年下降到前一年增長率的一半（因為世界貿易衰退），不過，臺灣的工業生產仍以令其他先進國家妒嫉的比率繼續增大。

　　1975年蔣介石去世時，臺灣的人均年收入已達到697美元，在整個亞洲中僅次於日本。

　　象在其他國家一樣，這種非凡的增長常常伴隨著物價的上升。如果把1966年作為基礎年，該年的城市消費物價指數為100，那麼，1974年的物價指數就是210．7。如果再早一點，把1952年作為基礎年，那麼1974年的消費指數則為431。但是，這種比較是不精確的。如果把1952年作為工業生產的基礎年，1974年的國有工業生產指數為783．5，私有工業生產指數為3950．8。

　　臺灣的經濟成就是十分顯著的，因為在此期間國民黨政府繼續養兵60萬，並把60％的國民預算用於國防，同時，人口也從1952年的800萬劇增到了1974年的1600萬。

　　在缺乏政治自由的情況下，科學的、技術的和經濟的專家為政治的迅速發展鋪平了道路。當土地改革綱領的起草人陳誠將軍于1963年辭去行政院院長職務的時候，蔣介石選擇了卓有成績的財政部長嚴家淦博士作為前行政院院長的繼承人。

　　此舉意義重大，嚴博士于1966年3月當選為「中華民國」副總統（以37票的微弱的數票獲得通過，這還是在一些身患疾病的人被拉進國民大會進行投票之後才獲得通過，這表明北方籍的國大代表對蔣介石選擇另一個南方人作為自己的親密夥伴普遍感到不滿，因為嚴博士也是江蘇人）。

　　另外一些有能力的專家治國論者是財政部長李國鼎和經濟部長孫運旋。他們指揮著60年代未臺灣經濟的迅速發展。當蔣介石於1972年5月「推薦」他的兒子當行政院院長時，李和孫是被蔣經國保留下來的僅有的三個部長中的兩個。

　　從另一個意義上來講，1972年的變化也是十分重要的，因為那些變化標誌著臺灣當地人在參與政治上的突破。1960年捲入政治麻煩的前臺北市市長高玉樹被任命為郵電部部長。同年12月，「自由中國」舉行1947年以來的第一次普選為臺灣人候選人提供了機會，使之改變了他們在老化的國民大會中所占的微小的代表人數的狀況。（為了保持擁有大陸主權這一構想，可供選舉的席位只有53個）新成員的選舉每6年舉行一次，然而，1947年當選的1376名代表都是終身的。）

　　1972年只有一件事沒有發生變化，那就是蔣介石再次當選總統，並于5月20日宣誓就職。這是他第5次連任國家元首。

　　專家政治的有力發展對蔣的外交和經濟發展起了重大作用。年復一年，臺灣政府不得不拉選票以保證其在聯合國的地位。與那些會投臺灣一票的人交朋友的方法之一就是向新成立的非洲的國家提供專家諮詢和技術服務。

　　非洲國家的領導人越來越多地被邀請來參觀臺灣的農業生產。當然，這些領導人對他們所看到的情況是很滿意的。緊接著，臺灣又開始用先進的種植技術培訓非洲人，派專家到非洲國家工作，時間通常為2年。在1961年至1966年中期，蔣介石政府向非洲19個國家共派專家630人。結果，在諸如利比裡亞、盧旺達和象牙海岸等國家水稻產量大幅度上升。並且品種也多樣化了。臺北為此得到的回報是，當聯合國就中國在聯合國大會和安理會中的席位進行爭論時，這些國家都對臺灣投了贊成票。

　　這種狀況持續了很久。這實在讓人吃驚。如果大家都不象蔣介石那樣固執的話，那麼關於國民黨政府是全中國唯一合法政府的設想早就被拋棄了。但是，如果真是如此的話，蔣介石自己對任期合法性的說明本身也將受到嚴重損害。

　　我們有理由相信，蔣介石並未完全被其「收復大陸」的夢想所迷惑。他在1966年2月21日的一次較公開的講話中說，假如臺灣在兩年內發動進攻的話，他自己的軍隊，再加上美國的幫助，是可以完成這項任務的。以後就只有美國人自己才有能力把中共趕下臺了，因為到1968年時，中共將會建立起一個有效的核武器系統。1968年來去匆匆，蔣介石還是未能「收復大陸」。但是，他仍在發表號召「收復大陸」的講話。隨著時間的流逝，「反攻大陸」的計劃也逐漸模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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