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傳第十三章毛澤東的崛起(3)

第十三章毛澤東的崛起(3)

　　有一次，他提出了一個反問，然後自己回答道：

　　什麼是我所倡導的「新生活運動」呢？簡單他說，它就是使全國的居民生活全面軍事化，這樣他們就能產生勇氣和速度、忍受痛苦和艱苦工作的耐力、特別是一致行動的習慣和能力，這樣他們在任何時候都能為國家作出犧牲。1933年12月，在「新生活運動」開始前五個月，蔣曾解釋道：社會軍事化是法西斯主義的三個基本要素之一（另外兩個是國家至上原則和忠於領導）。他不可能是無意識地做這番比較的。然而，西方人對這次運動的描述卻比較客觀。1934年3月11日，「新生活運動」在南昌正式開始。當時舉行了廣次群眾集會，據粗略統計，參加者達10萬人，代表142個組織。在江西省省長和教育總長的陪同下，蔣介石衣冠整潔地出現在會場。

　　他站在臺上正要講話時，看到一個不修邊幅的年青人在以不同的角度拍照、蔣用手指指著這個不幸的攝影師說：「看那個人！他就是典型。對這種人來說，運動的格言——秩序、整潔等等都是毫無意義的。」攝影師趕快離開了會場。南昌是首先從「新生活運動」中獲益的城市。那次集會後一個星期，幾千人在街上遊行，他們高舉五顏六色的龍和閃光的寶塔，上面寫著振奮人心的標語：「不要隨地吐痰。衛生能防止疾病。消滅蒼蠅老鼠，它們傳播疾病。禁止吃喝嫖賭。」

　　在首都南京，行政院長汪精衛在3月17日主持了一個開幕儀式。北平、廣州和其它城市也有類似的活動。汪精衛還把8月27日孔子的生日定為中國的國慶日，並舉行隆重紀念活動——這時的汪蔣在政治生活中仍然保持著一致。11月30日，他們聯合向全國發表講話，呼籲保護中國的文物和歷史遺跡，他們還宣佈成立「中央歷史文物保護委員會」。這也是「新生活」的一部分。

　　關於「新生活運動」，有一件很奇怪但鮮為人知的事情。

　　「新生活運動」的第一任秘書長閻寶航是中共地下黨員。

　　他曾一度擔任少帥張學良的英語秘書，表面上他是一個虔誠的基督教徒，但是，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他卻擔任了外交部部長辦公室主任。

　　二次大戰期間，當國民政府在重慶時，人們經常奚落閻寶航在「新生活運動」中所擔任的角色，而他卻總是列出如下的失敗理由：

　　1.中國人討厭別人指點他們孰是孰非。
　　2.「新生活運動」的分會從來沒有得到過地方政府的支持。
　　3.警察成了人們行動的監督者，因此引起了人們的普遍不滿。
　　4.「新生活運動」的要旨沒有令人信服地被老百姓所接受，他們甚至不明白它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5.大多數高級官員對「新生活運動」的意義不以為然，他們只是在口頭上擁護蔣介石。

　　有人生動地回憶過老百姓當時是怎樣鑽「新生活運動」的漏洞的。例如，當八個人在餐館裡就餐時，他們要的東西不能超過四菜一湯，但餐館用大盤子盛菜，這樣一來一盤就能裝兩個菜，飯店禁止喝酒，他們就把酒裝在茶壺裡。人們用這種辦法來欺騙監督員——其中大部分是童子軍。

　　有一位韓複榘將軍做了件當時很有名的趣事。在濟南舉行的一次群眾大會上，他發表講話說：

　　「我衷心地擁護委員長的『新生活運動」。但是我覺得有一件事很傷腦筋，如果人人都靠左行走，那麼誰走在右邊呢？再說，這樣一來左邊就未免太擠了！」

　　蔣借「新生活運動」開展了一場反毒品運動。這場運動始於1928年，但卻陷入了官僚主義的散漫拖拉之中。作為軍事委員會的委員長，蔣在「剿共」的江西和其它地區開展了禁止鴉片運動。

　　他命令處死製造、買賣和運輸鴉片者，並授予北京地區警官以類似的權力。吸鴉片的國民黨和政府官員被限定在三年內戒煙。另外還成立了戒毒協會。許多戒毒法隨之產生。

　　到1937年為止，那些仍然進行鴉片運輸的人，即使是同謀犯，也都要被槍決，沒收其財產，三年之後，被認為有罪的吸毒者將接受強制性治療，然後服刑五年。在自願治療期限內不接受治療的官員將被處以死刑。

　　1935年5月25日，國民政府決定把禁煙的一切權力交給蔣介石，於是蔣又有了一個新官職——「禁煙總監」。至少這是一個能夠滿足他性格中殘暴的一面的工作。

　　1935年9月24日，設在日內瓦的國聯有關委員會指出了中國反毒品運動的顯著成就。

　　在同一天裡，蔣在成都把1936年1月1日定為吸毒者自願登記的新的最後期限，並宣佈違抗者必將受到嚴厲懲罰。

　　1936年元旦之際，他又宣佈禁止江蘇、安徽、四川、江西、湖北、湖南、雲南等省生產鴉片。2月1日至3日，他在南京召集反毒品會議，宣佈要在六年內根除吸毒者和販毒者。

　　然而「六年」是不可能的了，在這個最後期限到來之前，日本人早已決定征服中國了。

　　一般說來，產生於「新生活運動」的禁毒運動比前者本身成就更大。當毛澤東承諾要解放農民並掃除一千年來的傳統壓迫的時候，當年青的知識分子被革命的吸引力所打動的時候，蔣介石卻充耳不聞地求助於儒家的價值觀和基督教的清教主義。

　　在民眾的眼裡，在知識分子的心目中，這些從過去搬來的說教代表了土豪劣紳和商業中產階級的利益。這場運動只不過從那些苦難的人民身上一擦而過，對他們沒有任何的觸動。

　　1934年秋，就在共產黨從江西突圍開始長征的時候，蔣及其夫人乘坐飛機開始了周遊全國的旅行。飛機的出現第一次使這種「與人民見面」的活動成為可能。由於時間和空間的限制，中國歷代的統治者和名人都不敢指望能訪問中華帝國的每一個省份。

　　但是，開始時蔣介石並沒有這種計劃，他只不過是一時衝動，希望坐飛機進行短期旅行。在剛從歐洲旅行回來的少帥張學良的陪同下，蔣氏夫婦飛往洛陽參觀了一所新成立的軍事學院。為什麼不去看看西安呢？張學良建議說。於是，蔣便無意地來到了這個兩年之後被扣押的地方。然後就是渴望到更多的地方旅遊。旅行結束時，他們已行程5000英里，訪問了華北和西北的10個省份。

　　對於比較邊遠地區的人們來說，在那種時候，一位領袖的到來——特別是乘坐飛機而來——打破了他們單調的生活。現代社會的其他領導人——也許首先是戴高樂——早已陶醉在了人們的歡呼聲中，並從目睹人們對自己的歡迎中吸取力量。這種事對蔣氏夫婦來說也已經是現實了。

　　由於嘗到了「名望」的甜頭，他們越來越不滿足了。這時旅行已不再是一時的衝動，而是一個系統的計劃了。他們的下一個目標是西部和南部各省。從政治意義上講，西部之行在整個行程中是最重要的，因為中國還是一個軍閥割據的國家。在西南的貴州、四川和雲南等地，儘管人們仍在談論中國的「統一」，但封建軍閥仍不受干擾地統治著這些地區，江西共產黨進入這些地區使這一問題更加複雜化。

　　例如，在貴州，紅軍用四個月的時間消滅了當地軍閥的五個師，佔領了他們在遵義的駐地並補充了2萬人的兵力。紅軍突破蔣的封鎖，於1935年5月突然向南進入南部邊界省份雲南。這時，蔣氏夫婦正住在昆明。據悉，紅軍距離昆明只有10英里，雲南軍閥龍雲急忙加強對昆明的增援，而蔣這時已在法國人建造的鐵路線上撤離了。不久他們便發現那不過是一小股紅軍的牽制行動。大隊紅軍日夜兼程，每日行程85英里，奔向位於長江上游的周平堡。他們穿著國民黨的軍裝，輕而易舉便佔領了這個地方，然後，全部紅軍渡河進入四川。過河後，他們把從國民黨軍隊那兒繳獲的船隻全部銷毀了。

　　蔣介石夫婦的旅行已不再是一項公關活動，他和夫人飛到四川，希望能在大渡河攔截紅軍。

　　決戰在一個峽谷展開，那裡的河水急速奔騰，兩岸是懸岩峭壁。

　　一位姓劉的工程師建造了一座鐵索浮橋，也就是著名的「瀘定橋」。紅軍到達後，發現原來拴在鐵索上的木板有一半被拆掉了。儘管如此，紅軍戰士還是赤著腳，在橋上搖晃著快速前進，並向對岸的國民黨軍隊投擲手榴彈。終於他們跨過了瀘定橋，打通了通往西部四川的大門。

　　這是蔣截住紅軍的最後一次機會。從此，紅軍更多的是被高山峻嶺和其他自然障礙所困擾，而不是國民黨的圍追堵截。

　　儘管遇到這些挫折，蔣的西部之行還是有作用的，因為這使他能夠「清洗」並「訓導」四川和其他地區的地方政府。

　　他沒想到幾年後會被迫把國民黨的「首都」從南京遷到四川的重慶——如果他沒有西部之行的這番「清洗」，這種遷移也許就不可能實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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