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傳第十三章毛澤東的崛起(2)

第十三章毛澤東的崛起(2)

　　雖然毛澤東和紅軍保存了實力，但是對蔣介石來說，第五次「圍剿」不能不說是一個勝利——儘管不是徹底的勝利，它使共產黨在幾年內不再是一支有強大戰鬥力的武裝力量。

　　蔣堅定地執行了德國顧問制定的戰略計劃。在1934年10月紅軍出人意料地突圍之前，國民黨進行了有效的經濟封鎖，共產黨無法獲得槍支彈藥。經濟封鎖加重了紅軍的困難，而國民黨軍的安全係數則相對提高了，而且紅軍對敵人的活動也缺乏瞭解。

　　蔣介石的國民黨領袖地位第一次確立起來了，結果地方軍閥們不得不比過去更賣力地對付共產黨。

　　不僅如此，兩個最重要的軍閥李宗仁和白崇禧正忙於重建戰亂後的廣西，這樣蔣在戰爭中就不再有後顧之憂了。蔣認為他對一切都了如指掌，但他沒有預見到共產黨會突然決定放棄蘇區進行轉移。

　　截至1934年初，在近七年的時間裡，蔣介石一直試圖完全用軍事手段來對付共產黨。他的辦法是「封鎖」和「圍剿」，看來他並不懂得，毛澤東不是完全靠組織和鐵的手腕來爭取群眾的。事實上，他從來不會承認毛澤東在江西時給了農民最想要的東西：「土地和同多年來壓迫他們的地主們算帳的機會」。

　　1934年，當蔣介石開始「新生活運動」的時候，他沒有那樣做，甚至沒有有意識地同共產黨在爭取農民這方面決一雌雄。

　　他的觀點是簡單而原始的：通過恢復儒家思想來改造全體人民。

　　但他同時還吸收了基督教的思想和法西斯主義。

　　經過批准的傳記作家們把蔣的這一主張歸同於一件相對來說不太重要的偶然事件。

　　福建戰役期間，他在把司令部遷回南昌時，看到一個不到十歲的男孩正在街上抽煙，蔣介石大為震驚，他從車上下來，要求見小孩父母，並批評他們放縱自己的孩子。

　　霍靈頓·唐說，不久「一場引人注目的禁止青少年吸煙運動」開始了，蔣介石認為，這種有害身心的習慣使中國人不斷落後。他們需要的是一種新的行為規範。

　　不管那個吸煙的男孩是否願意提供照亮「新生活運動」的火炬，大約在這件事情發生的時候——1933年底或1934年初——蔣介石在藍衣社領導人的一次會議上就此發表了講話。

　　他說，中國人很弱，他們自私，不守紀律，不講道德。他告訴藍衣社領導人們：「必須把我們的革命精神灌輸給全國人民，使他們相信我們」。

　　1934年2月19日，在南昌舉行的一次5萬人的群眾大會上，蔣介石正式發起了「新生活運動」。在會上，他講述了那個抽煙男孩的故事。他請大家注意一下德國。德國雖然在大戰中失敗了，但他們很快就恢復了。他們不再償付戰勝的協約國強加給他們的戰爭賠款，現在他們正在努力廢除列強加給他們的不平等條約。

　　而中國呢？同德國人相比，中國人還在忍受著不平等條約所帶來的恥辱。德國並不是中國人的唯一榜樣，具有斯巴達式紀律的日本人也為中國人樹立了一個學習的榜樣。

　　蔣熱衷於他的道德主張，提倡許多世紀以前的儒家思想和其他中國先哲們所制定的行為規範，他建議人們要待別注意其中的四點：禮，思維的標準方式；義，正確的處世原則，廉，辨別事物的清醒認識，特別是指在個人的和政治的生活申要誠實無欺；恥，道德榮譽感。「新生活運動」的口號實際上是把這些儒教的價值標準合為一體：禮義廉恥一被譯成英語就是「禮貌、公正、誠實和自尊感」。儘管蔣正在進行一場軍事戰爭，但他還是以其一貫的速度和精力召集了20O批學生，讓他們接受訓練，然後派他們向公眾進行「新生活」的演講。僅南京一地就建立了13個演講站，「新生活運動」的領導人每天在那裡對大量觀眾進行演說。他們還印刷了許多小冊於，民間團體或宗教團體也被動員起來以便盡可能廣泛地散發這些印刷品。為了補充這幾項價值標準，還制定了指導人民的八項原則：

　　1.把昨天看作死亡，把今天看作新生，讓我們拋棄昨天的恥辱，建設一個新的民族。
　　2.讓我們承擔起民族復興的重任。
　　3.我們必須遵守紀律，保持信義、誠實和廉恥。
　　4.我們的吃穿住行要簡單、規矩、樸素和整潔。
　　5.我們要有意識地面對困難，為勤儉節約而努力。
　　6.我們要有作為市民的適當的知識和正直誠實的道德。
　　7.我們的行動耍勇往直前，迅速果斷。
　　8.我們必須按照我們的諾言去做，即使在未許諾言的情況下也要有所作為。

　　蔣並不滿足於上述四條價值標準和八個原則，他又宣佈了日常行為的95條準則。他「教導」中國人說，穿衣要快，站立要直，吃飯時不要說話。

　　蔣聲稱：「如果我們想有一個根植於禮義廉恥的新生活，我們就必須從不隨地吐痰開始。」他還說：「如果我們要復興民族。

　　報仇雪恥，那麼我們不需要談論槍炮，而是首先必須從用冷水洗臉談起。」

　　把經過許可出版的有關「新生活運動」的國民黨的著作拿來和現在所知道的發生過的事情作一番比較，是很有意義的。

　　例如，霍靈頓·唐等人都沒有提到「藍衣社」，因為承認這個法西斯組織存在的任何說法都會損害精心樹立的蔣的形象，他們力圖把蔣說成是一個「民主」的衛士和一個當之無愧的美國援助的接受者。

　　宣傳「新生活運動」的工作表面上是交給了「青年基督教聯合會」——這是一個不大合理的選擇，因為這意味著要叫一個基督教組織去傳播儒家的思想。但事實上，禮義廉恥同基督教沒有什麼不相容的地方，蔣本人就是一個接受了基督教思想的儒家傳統主義者。從哲學意義上講，這個混合沒有任何地方是非中國式的。而「藍衣社」確實在運動中起了重要作用。

　　根據路德·E·伊斯曼收集的證據，這一做法現在看來似乎並不是矛盾的。蔣強調古代道德標準，「八五原則」和「九十五條準則」這是一回事，而在他的頭腦中還隱藏著另外一個確切的最終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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