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傳第八章上海事變

第八章上海事變(1)

　　蔣介石感激孫中山對他的恩典，「總是極力尋找支持者，而不單是尋找友誼」。孫中山和他的同事早先認為「邦會」對革命是有用的。

　　陳氏兄弟的叔叔和邦會幫助蔣介石從貧困中崛起……成為一個勝利之師的統帥。上海的買辦和銀行家資助蔣介石建立右翼政府，使蔣介石擺脫了對俄國的財政依賴。

　　1927年上半年，蔣介石與共產黨之間醞釀中的衝突終於爆發了。

　　這一年是最混亂的一年，在大城市上海和廣州，還有其它一些地方，共產黨多次舉行起義，但大都失敗了。中國與蘇聯的外交關係也破裂了。

　　儘管蔣此時登峰造極，但他曾有段時間在深受共產黨影響的國民黨「政府」中被撤消了所有的職務。這一年還發生了引人注目的蔣介石辭職、蔣下野以及他第三次結婚等事件。

　　1927年初，在蔣試圖用自己的旗幟統一中國的道路上，存在著三大障礙。

　　隨著吳佩孚及其同盟者的失敗，唯一與蔣對立的強大軍閥是北方的張作霖。這一障礙純屬軍事性的。

　　政治障礙或許更加嚴重，既有還沒有完全團聚起來的共產黨，也有汪精衛周圍的國民黨左派。汪在與蔣發生衝突之後，迅速轉向了左派。

　　1926年3月20日，蔣的反共突然襲擊曾使汪的職務喪失並漂泊海外，這件事使蔣很難得到汪的好感，但在這一年的9月底，汪給蔣的來信打動了蔣。汪在信中說，對於3月份發生的事情，他們之間已沒有什麼分歧了。蔣立即於10月3日用一種和解的語氣給汪發了一封電報。

　　蔣在電報中說，他打算把兩個同事送往法國，以便請汪回來負責黨務。

　　但是，蔣並不知道汪的用意，後來，他才知道汪給他寫信的目的，是為了消除他對汪的疑慮，並且使他確信，在適當時候汪會回來，事實上，直到1927年4月初汪才回來，一回來，就開始抨擊蔣。

　　汪把大部分時間用來進行黨內的調解緩和，而蔣則主要在前線忙於戰事。雖然他以總司令的身份控制著武裝部隊，並且通過其他職務控制著黨和政府，但他還必須對執行委員會負責。

　　在該委員會中，支持他的人被動、沉默，而他的對手們則主動、活躍。這個委員會並不大，只有36個成員，但其中16個是反對派，當然，只有7位是共產黨員，其他的不是左派就是激進派，他們都反對蔣大權獨攬，專制獨裁。

　　非共產黨的反對派包括孫中山的夫人宋慶齡，以及她的弟弟宋子文（由於受到美國的支持，他很有份量），還有被暗殺的左派領袖、財政部長廖仲愷的夫人。此外，還有宋慶齡的繼子和其他幾個人。其中有一個姓鄧，他曾是蔣最信任的助手，後來轉向激進的一方，不再忠於蔣了。他最後被蔣殺害。

　　1926年10月15日至28日，中央執行委員會在廣東召開會議，通過了一個含糊不清的反蔣決議。該決議譴責個人專權，卻不指名道姓。執委會還召請汪精衛回國，並贊同國共合作。

　　在莫斯科，蘇聯領導人帶著滿意和希望觀察著中國形勢的發展。蔣介石正在用武力向北部推進革命（這正是他們需要他做的）。他們可能會覺得這個機會將輪到中國共產黨。的確，對於既有力量又有策略的俄國顧問和在國民黨中的中國共產黨來說，這並不是一種奢望。

　　隨著北伐的推進，政府仍留在廣東顯得不便。蔣要求遷都南昌，因為蔣介石的軍隊都駐紮在南昌。

　　但大多數中央委員願意留在武漢。

　　在武漢，人們曾就軍人干政的可能性進行了討論。另外，共產黨及其左派支持者都知道，在大工業區武漢比在南昌更能得到無產階級的支持。

　　由於多數人主張遷都武漢，蔣作了讓步，同意國民政府遷至武漢三鎮之一的武昌。不久，他對這一決定又感到非常後悔。實際上，在政府遷至武漢之前，共產黨及其同盟者就來到了武昌。

　　在這裡，他們建立了一個國務院的聯合委員會和中央執行委員會，成員包括非共產黨左派和宋子文。但真正起作用的還有俄國人鮑羅廷，他在背後對政策施加決定性影響。

　　在12月13日召開的第一次會議上，新的委員會代表党和政府選舉了它的領導機關。雖然該機構是臨時性的、但從那以後，武漢成了反蔣中心。

　　反蔣活動仍在繼續進行，蔣發現自己被描述成「軍閥」或「獨裁者」。很多地方掛著他的肖像，肖像的一邊是希特勒，另一邊是墨索里尼。

　　蔣怎麼辦呢？沒有人會在對立中讓步。他花了一個月時間，在武漢試圖說服該委員會放棄敵對態度，但毫無進展。此時，廣州政府已遷至武漢，從1927年1月1日起開始辦公。

　　共產黨認為他們已穩操勝券。一年來，他們在各地加快了革命步伐。中共試圖贏得工人的支持，尤其是贏得上海、廣州、漢口等大工業城市中的工人的支持，這是他們作為虔誠的馬列主義者必須要做的事情。但是，他們不能離開中國城市工人人數很少而農村卻有成千上萬農民的這一事實。起初，中共和俄共在面對這些明顯的事實辦事的時候，受到了教條的束縛。

　　但早在1926年，共產國際就認識到農民的重要性，毛澤東在1927年3月的一篇文章中也特別強調了這一問題。

　　當然，毛是真正理解農民的，他也是一個組織天才。只有他能將那些民眾組織起來，形成一股革命力量。

　　1925年至1926年，國民黨曾讓他擔任廣東農民運動講習所的負責人，他巧妙地利用了這一機會。後來，他又在武漢擔任了農民協會主席。他於1927年3月寫了一篇報告，是在湖南省五個地區現場調查的結果，文章字裡行間充滿著力量和對農民的情感。他認為，農民運動象暴風驟雨，象狂飆，能將帝國主義、軍閥和土豪劣紳統統掃進墳墓。

　　然而在當時，問題的實質在於：共產黨是將局勢控制在自己手中，還是繼續讓國民黨領導革命，只在國民黨要鞏固自己的地位而不再前進時，共產黨才取而代之。

　　斯大林和他的使者叫他們不要走得太快（有一個人不同意這種說法，這個人就是托洛茨基。他總是鼓勵他的中國同志與國民黨斷絕關係，走自己的路）。

　　如果中共一味聽從俄國人的話，他們就會不知所措。共產國際曾派美國人厄爾布勞德、法國人雅克·杜瓦特和德國人托馬斯·曼來到中國。1927年初，這些人在廣州和武漢發表鼓動性演說，其主題之上是促使外國軍隊嘩變。

　　這使在租界中的「洋鬼子」不再感到安全，他們的腳下開始「地震」了。與外國來的共產黨相比，武漢政府幾乎沒有鼓動性.罷工浪潮此起彼伏，示威者們高舉著牌子，上面寫著：「該死的帝國主義」。政治壓力開始了，「反革命分子」被強迫罰款，有的被處死。在漢口，有27家本國的銀行被迫關閉。

　　蔣沒有捲入其中。他把中國的災難無條件地歸結為外國的掠奪，但他並沒有斷絕與其極端憎恨的外國人的聯繫。

　　事實上，1926年8月20日，在北伐開始的時候，他發表過一項宣言，表示只要外國人不妨礙北伐運動和國民革命軍的行動，不管他們的國籍如何，對他們的財產將給予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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