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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北伐(2)


  由於完全沒有準備,蔣對共產黨的突然襲擊是毀滅性的。中共和俄國人都沒有事先覺察。馮玉祥到達莫斯科兩個月之後,有人告訴他,在蔣早些時候訪蘇時,給人的印象是比俄國人所見到的其它中國人還要左,還要革命,「3·20事件」使俄國人和在莫斯科的中國人感到驚訝。馮寫到:「他們無法想像出發生了什麼事,」

  非常突然的是,汪以中國特有的方式承認在這次間接的權力鬥爭中的失敗。作為一個糖尿病患者,他對緊張局勢感到厭倦。

  21日,蔣試圖給他寫信,但又不知從何說起。蔣在日記中寫道:

  「我既不想對朋友虛情假意,又不能夠向他傾吐肺腑,所以,很難下筆。」22日,由汪主持召開政治委員會,會上他以使蔣感到奇怪的熱情認可了蔣的行動。

  第二天,汪失蹤了,表面理由是治病。後來,汪在一封給朋友的信中道出了事情的真相:「我受到懷疑和厭恨,所以,我再也不想承擔政治責任了。」5月份,胡漢民從俄國回來不久,汪精衛便去了法國,他在那兒呆了一段時間。蔣向他道歉並請他回國,但汪深感傷害、羞辱、不可諒解,依然沉默地呆在那裡。

  這樣一來,蔣成了國民黨中占壓倒優勢的人物。在他的對手中,一個死了,另一個由於受到懷疑而飄泊海外,還有一個也將受到驅逐。

  蔣曾在日記中表示他不喜歡政治,他寫道:

  「政治使人過狗一般的生活……道德何在?友誼何在?」但是不久就表明,在政治權術方面,他是一個「進步」很快的新手。

  在蔣對俄國人和中共的打擊中,右派看到了希望。但是,蔣給他的學生的一封信打破了他們的這種希望,他寫道:「孫先生認為,容納共產黨是我們的革命原則。我也認為,如果不容納共產黨,革命戰線就不能統一。」他警告右派,他仍然認為「西山會議」是個錯誤。

  事件的發生表明,蔣自從訪蘇以後,就一直是一個反共者。

  但蔣自己在敘述這些事件的時候很謹慎,沒有提到這方面的內容,這樣他就可以不對自己的矛盾行為作出解釋了。從當時的情況來看,如果蔣要擔任國民革命的領袖,而他的北方對手又依賴其他勢力的活,那麼,他仍然需要蘇聯的幫助。因而蔣當時還不能完全和共產黨與俄國人鬧翻。

  另外,右派領袖胡漢民即將從俄國回來,蔣從左派那裡抓到了領導權,也不會把它交給右派。事實上,當胡漢民5月份從俄國回到廣東時,就沒有被安排任何職務,他在廣東呆了幾天就到上海去了。

  蔣在採取鎮壓行動以後,又表示要改善「和共產黨之間的關係。」4月29日,鮑羅廷回到廣東同蔣進行了多次會晤。5月15日,蔣介石召開中央執行委員會緊急會議。他第一次主持了會議,在緊張的氣氛中,通過了一項在黨內限制共產黨的新規則,鮑羅廷對此沒有提出反對意見。

  蔣極為老練地擴大了自己的戰果,他甚至通過解散「孫文學會」來表示他的「讓步」。然而,共產黨卻喪失了許多席位。

  毛失去了在宣傳部門的職務(允許他繼續保留農講所負責人的職務,在那裡,他繼續培訓農民鼓動者,後來打敗了蔣介石),另外兩名共產黨員也被解除了重要職務。

  4月初,蔣向國民黨提出了一個關於北伐的詳盡計劃。6月5日,他被任命為北伐軍總司令,在此前後,他還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和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主席,並擔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和軍事部部長。

  7月1日,軍事委員會發佈了一項動員令。9日,革命軍舉行誓師大會並批准了一項關於北伐目的的宣言,其內容是:「在『三民主義』的基礎上建立一個獨立的國家;保護國家和人民的利益。」

  當所有這些事情都已辦好且北伐已實際上開始的時候,出現了一股反對浪潮。廣東的總罷工失控了。工人糾察隊每天都與警察發生暴力衝突,結果造成了警察官員的辭職。蔣採取行動,派軍隊增援警察巡邏,並派秘密人員監視專門進行鼓動的人。

  於是,出現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情況。商總會似乎不再願意交納用於資助北伐的稅款,蔣使商人們相信,他們最大的利益將通過交款來實現。而這筆款總數是50萬元。商人們最後交了款,罷工者們也認識到,他們對北伐所能做的貢獻就是出4000苦力,而且他們這樣做了。

  雖然,蔣不在前線,革命軍還是旗開得勝,於1926年7月12日,一舉佔領長沙。蔣最後於7月27日離開廣東,前去指揮他的軍隊。當他的新編軍隊加入戰鬥的時候,其總數已從8.5萬人增加到大約10萬人,廣西和湖南的軍隊也加入了蔣的行列。

  根據蘇聯的建議,各級都派了政治委員,以便向每一個士兵宣傳「三民主義」,無疑其中也夾雜著馬列主義。

  這些士兵認識到他們是為什麼而戰,這使他們增添了戰勝軍閥軍隊的優勢。如果他的軍隊情緒波動,他可以採取嚴厲的紀律措施。任何臨陣脫逃的軍官,不論其級別如何,都會被立即槍決;如果一個軍團的司令堅守陣地而戰死沙場,而他周圍的人退卻的話,那麼,該軍團所有師長都要被處決。這條紀律同樣也適用於下級部隊。無疑,這種嚴厲的措施,鼓舞了革命鬥志。

  然而,一開始就使蔣受到下級愛戴是不太可能的。另外,在非公開的場合,他也沒有受到普遍的愛戴。他自己直接指揮的部隊按時發軍飽,並且裝備比其他部隊要好。其他部隊對他的歧視很不滿意,但是,勝利來得如此之快,以致於幾乎不需要嚴厲苛刻的紀律。同時,部隊的條件也從總體上得到了改善。

  這是一支徹底的用政治武裝起來的部隊,每個軍團都有國民黨機構和黨員,而且都受過軍事訓練,對其他軍官具有絕對的權威。財務帳目也向每一個人公開,以杜絕敲榨勒索和貪污現象。

  雖然軍閥的部隊與革命軍在數量上占10比1的優勢,並且裝備精良,習慣當地水土,但是,他們不團結,舉止粗野,並且容易叛變。

  在中國漫長的歷史上,國民革命軍是一種新型的軍隊。他們充滿信心,並由於取得了巨大、迅速的勝利而士氣高漲,隨著不斷地向北進軍,隊伍也隨之不斷地壯大。

  同吳佩孚的軍隊之間進行的最艱難的一場戰鬥是攻打武漢三鎮之一的武昌戰役,由於武昌城牆堅固,而敵軍又困獸猶鬥,所以,直到10月7日才攻下來。11月8日攻下南昌。

  不久,革命軍的數量增加到26.4萬人。由於紀律嚴明,他們深受愛戴,並且美名遠揚。他們和軍閥的軍隊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後者每到一座城市便徵用民房,強迫當地商人為軍隊負擔2至3個月的費用,並擅自徵用當地勞力,而北伐軍則在廟字和公用建築中宿營,交付生活費用,發給士兵軍餉,並且不抓壯丁。

  9月16日,信奉基督教的總司令馮玉祥從蒙古和俄國回來,加入了討伐吳佩孚和張作霖的戰鬥。至1926年底,革命軍控制了湖南、湖北和江西。在北伐的第二次高潮中,北伐軍於1927年2月17日佔領了蔣家鄉的省城浙江杭州。3月22日攻克上海,24日攻佔南京。至此,革命軍控制了長江流域,並且控制了華南和華中的10個省份。

  然而,那年春天,戰鬥停了下來,間歇了約一年,而其原因在於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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