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宋美齡在臺灣的日子(130)

一三〇

　　3．把基督政治化

　　宋美齡是一位基督徒，由於從小就接觸基督教的緣故，她把《聖經》奉為圭桌，甚至對教義的理解已經到了出神人化的境界，對《聖經》故事更是倒背如流，不在話下。她的許多演講裡面都大量引用《聖經》的原話，她經常引用《聖經》上的話說：「我要打的仗已經打過，要走的路已經走過！」以此來表明自己的心跡。她常常以上帝的忠誠信徒自居，宣傳基督教在政治中的作用。

　　1953年8月，宋美齡在華盛頓斯塔特勒飯店出席宴會，發表題為「中國將重獲自由」的演說詞，她大談蔣介石的「抗俄反共」歷史，大談臺灣是中國人民的一個「自由的庇護地」，結束時，最後一句話是：「上帝的方法是不可測的。也許我們需要張大眼睛看看反基督的野蠻行為，我們的力量，對抗邪惡的意志，才可以重新獲得。有上帝的幫助，我們不會失敗，中國將重獲自由，世界也將如是。」

　　這樣的論調雖然已近乎蒼白，但在宋美齡的心中，上帝依然神聖，儘管有些時候也有失誤的時候，但終有一天上帝的眷顧會重來，那就是「反攻大陸」，重新獲得政權。

　　1955年2月，美國《克利夫蘭新聞報》記者福亨女士到臺北，宋美齡在26日接見了她。宋美齡在與這位記者談話時，仍念念不忘《聖經》，她對這位記者說：「兩個中國政策很像是信奉兩個上帝。」她把美國準備承認「中華民國」又承認新中國一事，比作《聖經》上所提及一面信奉上帝一面信奉瑪拿的警告。

　　由此可見，《聖經》教義貫穿了宋美齡的政治信條和人生信條，也是她的精神支柱。

　　4．體會與實踐

　　關於對宗教的情感，宋美齡把它分為三個階段，這三個階段可以說是與宋家及蔣家政治、經濟發展生死攸關。為此，宋美齡曾經這樣解釋：

　　第一階段，我極度地熱心與愛國，也就是渴望替國家做些事情。我的機會很好，我與丈夫合作，就不難對國家有所貢獻了。我雖有這樣的抱負，但只賴我自己，我實在還缺少一種精神上的定力。

　　接著是第二階段。我在上面已說過的種種狀況，使我失望悲現，頹喪消極了起來。到慈親去世，真覺得眼前一團漆黑。北方有強敵的鐵蹄，南方有政治的裂痕，西北旱荒，長江水災，而最親愛的母親，又給上帝呼召了去，除了空虛，我還有些什麼呢？

　　我母親的宗教精神，給了蔣委員長很大的影響，我於是想到，我在精神方面，不能鼓勵我的丈夫，實在覺得萬分遺憾。委員長的太夫人是熱心的佛教徒，他的信仰基督教，完全由我母的勸導。為了要使我們的婚約得到她的許可，委員長允許研究基督教義，並且誦習聖經。後來，我發現他謹守前的，我母去世之後，也絲毫不變初衷，但教義中，他起初很有一些不能瞭解的地方，讀時很沉悶。他每天誦習舊約，苦思冥索，自多困難，所以我在日常談話中，實有把難解之處，委婉示意的必要。

　　我就把我所知道的精神園地，引導丈夫進去。同時我因生活紛亂，陷於悲愁的深淵，也想找一自拔的途徑，於是不知不覺地重又回到了母親所信仰的上帝那裡。我知道宇宙間有一種力量，它的偉大決不是人們所可企及的，那就是上帝的力量，母親鼓勵委員長精神生活的任務，既由我擔負了起來，我也日漸和上帝接近了。……由此而入第三階段。我所願做的一切，都出於上帝的意思，而不是自己的。因為家族信仰基督教，宋美齡自然而然接受了這種信義，並在婚後影響了蔣介石。然而，蔣介石則有些牽強附會，因為支持他的精神的還有王陽明學說。他把基督教揉進了自己的政治信仰、意識形態，基督教僅僅是他政治精神層面的一面擋箭牌。

　　在蔣介石的書房裡，掛了三張照片，右邊進門的地方是耶穌基督的畫像，對面是他的母親王太夫人的遺照，書桌的正上方，則是國父孫中山遺像，足以看出，基督教與他的政治信仰、家族觀念雜合在一處，並沒有特殊的地位。

　　信仰宗教的人，特別是基督教對做禮儀、禮拜極其重視。宋美齡與蔣介石在這個問題上毫無例外，表現得很虔誠，但蔣介石只是注重了形式。

　　大陸時期，蔣介石為了夫婦倆禮拜天做禮拜方便，在各地設立了許多「凱歌堂」，及至臺灣，在士林宮邸旁，建了一處私人禮拜堂——「凱歌堂」。後來，凡是蔣介石和宋美齡足跡所到之處，哪怕是偏僻無人的郊野也要興建私人教堂。臺灣各地，有不少蔣家私人禮拜堂，南投日月潭的涵碧樓，其後側就蓋了一棟教堂，為蔣介石和宋美齡專用。所有各處的教堂都是用公款修成，這也是「第一家庭」享有的宗教特權。

　　宋美齡對宗教活動的熱衷尤其表現在參加做禮拜這一活動上。為了保證「第一家庭」禮拜活動的安全，官邸警衛組每一次都要佈置嚴密的警衛系統，嚴加護衛。當時做禮拜以宋美齡為主角，她還邀請了黨政軍高層人員和夫人們一起參加，這些人有的是基督教徒，有的則是投其所好，裝模作樣。為了控制進出人員，官邸警衛組還設計了特殊通行證，分發給被邀請人士。凡被邀請的人士都把這看成極為榮耀的事情，同「第一家庭」一起做禮拜，難道不令人興奮嗎？許多想在仕途上進步的人，更是巴望著這樣一個與領袖和夫人接觸的機會。在臺灣政界，信仰基督教的人並不在少數，這其中與權力有極深的聯繫。

　　為了討好宋美齡，一些官太太們緊隨其後，對到「凱歌堂」做禮拜樂此不倦。但這些人中很有些是言不由衷的，並不像宋美齡那樣全身心的投入，時間長了，難免就要叫苦不迭。

　　宋美齡雖然是個夜貓子，遲睡晚起。但是，每到星期日，必定起得很早，雷打不動。禮拜天上午10點鐘左右，蔣介石、宋美齡夫妻連袂出現在「凱歌堂」後，儀式才正式開始。

　　宋美齡本人除了參加士林「凱歌堂」的活動外，還例行「婦聯會」每週一次的小型祈禱會。在「婦聯會」活動頻繁的時期，宋美齡每個禮拜必親臨現場，一些巴結宋美齡的婦聯會夫人們，也爭先恐後地參加。隨著政局的發展變化，到了60年代初期，「反攻大陸」的口號很少被提及後，「婦聯會」的活動也開始清淡，加之宋美齡身體狀況不佳，這類小型的祈禱會，也形同虛設了。

　　60年代末期，宋美齡遭受陽明山車禍，身體嚴重受傷，住在官邸休養，這一段時間來美齡較少參加禮拜，甚至連「凱歌堂」這樣的地方也很少涉足了。有時，到了禮拜的日子，她會對屬下說：「請告訴先生，說我身體不舒服，不去禮拜了。」

　　雖然禮拜的次數有所減少，但基督教的地位在宋美齡的心中永遠還是至高無上的，從未動搖。讀《聖經》、祈禱、唱聖歌是宋美齡每日的必修功課，即使生病，仍堅持不懈。她的書桌上擺著聖經、教義之類的靈修書籍，每天都要利用下午的時間，閱讀一小時左右的《聖經》，讀完之後還要用英文寫日記，記錄下自己的心得體會，這成了宋美齡反躬自省、修身養性、淨化靈魂的必修課目，幾十年來始終如一，從未中輟，可見其毅力之堅強，對待基督教之虔誠、忠信。

　　跟隨宋美齡的人都知道，宋美齡的宗教精神始終如一，從無改悔。初到臺灣島的一年，她的隨從有急事向蔣介石報告，一大早就趕往士林宮邸。蔣介石一般四五點左右就起床，這名隨從4點多鐘就到了士林官邸，得到允許晉見蔣介石，當他走進蔣介石的書房，只見蔣介石和宋美齡正跪在一起作「晨課」。隨從們通常只知道，宋美齡是個夜貓子，過慣了夜生活，很晚才睡，然而並不知道她竟然能早起同蔣介石一起作「晨課」。這一場面讓隨從頗生感慨。許多人對宋美齡的宗教態度十分敬佩，並相信她由於信仰宗教的原因，才沒有參與國民黨內部的黨派糾紛，退居圈外，過著淡泊寧靜的晚年生活。

　　1994年9月，當宋美齡結束在臺灣探視孔令偉病情的行程，返回美國時，她親手送給李登輝一本名為《IN GOD WE TRU-RT》（我們相信上帝）一書，表明自己的心跡。當時雖然島內興起了擁立宋美齡的風聲，但宋美齡這一舉動，無疑給世人一個明證，無論以前怎樣，晚年的宋美齡全心向教，無意於政治，準備把餘生都奉獻給上帝。這符合宋美齡的幾十年宗教心態，也許，只有宗教才是她最值得信賴的，正如她從前所說：「我想上帝是很善良的，不讓我們深入瞭解我們的未來，如果我們能瞭解我們的前景如何，我們就沒有什麼勇氣通過最初的階段了。」把自己完全交托給上帝，任憑政治風吹雨打，基督給宋美齡的人生帶來了光明和心靈的寄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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