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宋美齡在臺灣的日子(50)

五〇

　　2．文壇奇冤

　　在「保密防諜」的高度專制下，蔣氏父子對軍隊、青年和知識文化界的控制格外重視。在軍隊方面，蔣經國主持的「國防部總政治部」派遣政工人員到各部隊工作，其主要職責為「調查官兵思想行為」，「監察官兵思想，檢舉動搖分子」。蔣經國作為「總政治部主任」，在軍隊中形成了一個從上而下、縱橫交錯、滴水不漏的控制網。美國人在評論50年代初期臺灣軍隊中的政工制度時說：「國防部下的總政治部，一般認為，效率尚高，手段毒辣，政治部在軍方的任何機構，安置政工人員，進行控制監視，……美國駐台軍官普遍厭惡。」

　　蔣介石在總結在大陸失敗的原因時認為，控制青年無力是其關鍵，所以到臺灣後很重視青年工作。1950年4月28日，「中國青年反共抗俄聯合會」成立，並在北投訓練幹部。1952年10月31日，「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正式成立，蔣介石兼任團長，蔣經國將掌有實權的主任一職抓到手。自此以後，蔣經國直接控制「救國團」達20年之久，「救國團」自稱是「一個具有教育性、群眾性和戰鬥性的青年組織。」但實際上，它是第二個三民主義青年團，是國民黨的預備隊。「救國團」在臺灣各縣市及大、中學校均分別設有團委會、黨支部、支部，並擁有幼獅通訊社、幼獅出版社、幼獅廣播電臺等一套文化宣傳機構。「救國團」在臺灣政治舞臺上異常活躍，無事不過問，無事不插足，成為國民黨控制台灣青年的「最大最活躍的政治團體」。

　　在知識文化界，臺灣當局規定有五項不可觸犯的禁令：

　　反攻無望論；有關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書籍和言論；任何報道中國大陸的進步實況；批評蔣介石和蔣經國的言論；統一中國的言論。如果誰觸犯了其中的任何一條，輕則書報和刊物被查禁，重則坐牢殺頭。

　　臺灣當局的新聞檢查極為嚴格，由7個警察特工機關專門組成「宣傳會議」，對於任何報紙、雜誌、書籍都可以正式或非正式地「過問」。他們可以任意撤掉記者的稿件，裁撤「不稱職」的記者，處分任何一家報刊或出版部門。一次「文化清潔運動」，就有10餘家雜誌被查封。

　　為防止大陸的消息傳到臺灣，國民黨當局強迫有收音機的人進行登記。凡是想購收音機的人，先要得到由「保安司令部」審核發給的准購證。一架收音機每年交30元的執照費，還要貼足16元的印花稅，執照費和印花稅的費用達收音機價值的10％以上，逾期交納上述兩項費用的需加倍處罰。凡是出售無線電器材、收音機和收發報機的單位，一律要將器材名稱、數量及存放地點，詳細填表後交「保安總部」。與此同時，一些關於收音機知識方面的書籍也被莫名其妙地查禁。如華南書局出版的《音響擴大機》、《單管收單放機》、《初級短波收音機》、《簡易交流式收音機》等書道禁，其藉口是「向不法分子傳授收音機知識，竊聽毛匪廣播。」

　　更習以為常的是，許多雜誌書刊一不小心，越出界限而觸犯了禁令，那麼從此就甭想得安寧。這方面有數不清的例子：

　　1960年9月，《自由中國》因冒昧給蔣介石提了幾點建議，而以「掩護匪諜」和發表「反共抗俄國策」等罪名被勒令停刊，刊物負責人雷震被判10年徒刑。

　　《自立晚報》因為刊載了對蔣氏父子「不敬」的文字，而被停刊5個月。

　　以刊載幽默文章著稱的《人世間》月刊，曾因「幾次影射當局」而被停刊幾次。

　　專門談論時事的《時與潮》週刊，被指責為「煽動民間不滿情緒」，停刊一年，後又以「藐視法庭」的罪名，受到警告。

　　1975年8月創刊的《臺灣政論》，剛出5期，就以「煽動叛亂」的罪名而被查禁，有關人員被逮捕。

　　與此同時，國民黨利用其政治上的統治地位大辦黨營文化出版事業，企圖實現壟斷。50年代初，張其昀任中央黨部秘書長時，一手操縱成立了「中國新聞出版公司」、「中央文物供應社」、「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等文化出版機構，出版發行《中國一周》、《新思潮月刊》、《學術學刊》、《國事叢刊》等刊物，並出版《現代國民基礎知識叢書》等300多種，這一切使得「黨義書籍充斥書肆，反共八股滿天飛。」

　　在這種壓抑、專制的情況下，知識分子噤若寒蟬，思想文化界一片死氣沉沉。麻將流行，酒家氾濫，今朝有酒今朝醉，狂歌當哭。在百無聊賴的情況下，大家只好講究一番荷爾蒙、維他命、固精、補腎了。在這孤寂、黑暗的包圍下，個別知識分子間或崩出幾點創作的火花，或發出幾聲呐喊，由此又引起當局的驚慌失措和對知識分子的一頓「大棒」，「文案」接二連三發生，其中以「《文星》案」、「柏楊事件」和「毛語錄事件」最為典型。

　　「《文星》案」：主要是圍繞作家李敖和《文星》雜誌而展開的。《文星》是一個側重學術文化的綜合性月刊，由肖孟能夫婦于1957年11月創刊於臺北，以「生活的、文學的、藝術的」為刊物宗旨。創刊四年，成績平平，沒有什麼社會影響。只是到了1961年由於李敖文章的大量出現，才使《文星》日益引人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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