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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三


  霍英東說:「看了那些國家的情況後,我覺得什麼也不需借鑒,中國有中國的特色,中國的改革開放是社會主義國家中最成功的,任何一個國家,包括蘇聯也學不到。」

  「為什麼這樣說呢?」

  「其實很簡單,我時常想,俄羅斯和東歐的改革,困難重重,成果不大,重要之點是因為缺少一個它們的『香港』。你想想,中國搞改革開放,香港不僅為內地提供資金、技術、設備、人才和國際信息,而且成為內地與國際接軌的樞紐,特別是成為3000多萬華人與內地交往的主要關口。而這數千萬海外華人,據說掌握著2萬億美元的資產,這比目前中國內地的國家總資產大約高四五倍。想想中國近百年追求現代化的艱難而慘痛的歷史,也可以知道,一個如此龐大的國家,沒有外來能量的輸入,是難以有什麼變化的。所以,香港在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中,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

  霍英東還利用一切機會,到處宣揚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已故的美國前總統尼克松1994年曾到廣州訪問,當時霍英東和前廣東省長朱森林一起宴請尼克松。霍英東抓住這個機會,在向尼克松敬酒時,對他說:「中國的改革開放還很艱巨,不少地區還很落後,有些人還睡在街上。12億人口的中國生活問題如果解決不了,你想世界的負擔有多重,我們中國要跟美國買一輛波音747客機,你知道我們要用多少船香蕉才能買到。一句話,包括美國在內,全世界都應該支持中國的改革開放。」

  有一次交談時,我曾問霍英東:「好像聽人講過,你不是中共的統戰對象,而是中共的自己人,事實是怎樣的?」

  霍英東笑而不答,但他的一位助手卻不加思索地笑著說:「絕對不是,這個說法完全沒根據。你提出這個問題,我也覺得出乎意料之外,是第一次有人提出這樣的問題。你想,怎麼可能呢?不可能的,你知道啦,他家裡有三個老婆,共產黨員怎能有幾個老婆;另外,澳門娛樂公司,他是股東,怎麼可能呢?」

  停了一會,他又說:「我在香港幾十年,接觸過不少資本家,我深切地感受到他們作為一個中國人真是非常愛自己的國家,愛自己的民族,包括以前從香港回內地、現在當廣東工商聯主席的陳祖培,以及李嘉誠、王寬誠等等許多資本家,這種感情是很濃厚的。王寬誠是北角地王,他並不是像別人所說的那樣靠內地賺錢,而是靠地產賺錢。他病後,一直在北京,死也要死在北京……不少海外的資本家,都希望通過商業來強國富國。鄭觀應早在《盛世危言》一書中就講過中國民族資本家的這種思想、感情。霍生就是這樣,一心一意為了國家。他寫那篇歐華學會講稿(指《中國的現代化與香港「九七」》)時,也想過會得罪一些人,但他覺得,為了香港,為了中國的現代化,得罪一些人,最多不做政協副主席,就這麼簡單。」

  【「事業永遠立足於香港」】

  1989年風波之後,一些人對香港前途失去信心,遷冊、移資、移民形成風潮,連霍英東的一些生意上的夥伴也遷冊國外,轉移資金出港。

  據說,那場風波之後不到兩個星期,霍英東的一個生意夥伴——湯于翰醫生就做出移資的行動。霍家和湯家各占一半股權的福堂有限公司,擁有畢打行和不少物業。那時,福堂通過一項特別決議,重新發行兩種極特別的股票,F股發給霍家,T股發給湯家,兩家權益比例仍保持不變,但湯家擁有的股權,則自此改由兩家地處太平洋曲克島的信託公司持有,福堂的一半權益成功遷冊至曲克島。

  到了1990年底,代理內地的東方石油也有遷冊行動。該公司由霍氏家族和劉氏家族合辦,權益各占一半,劉氏家族那時卻把名下權益,遷冊至非洲的利比裡亞。

  生意夥伴遷冊,但霍英東仍然如他幾年前所言,「事業永遠立足於香港」。他並未對中國政府失去信心,並未對香港前途失去信心,所以也用不著轉移生意基地,另謀發展。他對香港前途的看法,正如他在那篇題為《中國的現代化與香港「九七」》的演講:「……走向現代化的中國,改革開放的政策,日漸興旺的珠江三角洲,是香港安定繁榮最大的保證。我相信香港將來仍舊會為中國的現代化繼續發揮作用,香港仍舊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橋樑,香港仍舊是中國內地與世界往來的重要窗口。」

  有無可能當上首任行政長官?

  霍英東是中國政府改革開放政策的極力支持者,是中方在香港的一位重要的朋友。1989年風波後,香港社會極不穩定,一些原本與中方有接觸的大資本家也主動疏遠中方,與中方保持一定距離。有好長一段時間,香港的大資本家都不想上京會見中國高層領導人。

  後來,中國政府為打破這個僵局,主動邀請香港一些大資本家上京,以恢復雙方的關係,瞭解北京新領導層的態度。

  1990年,霍英東和大兒子震霆兩次上京,會見了江澤民和李鵬,與兩位領導人談香港的前途問題,談內地的改革開放事業,談中國的體育發展,談北京亞運會……

  雖然霍英東從來不在內地拉幫結黨,但由於在體育事務方面和人大、政協事務上與中方有較多接觸,故中方高層中的不少人與他的關係都很友好。近幾年,霍英東每年都北上北京、北戴河等地,與鄧小平、李鵬、薄一波、胡錦濤等人游泳或打網球……其中,他與楊尚昆的關係更為密切,因20世紀70年代後期,兩人就已經在廣東結識。

  雖然在《基本法》起草過程中,霍英東一直表現低調,他的一些提議也不獲中方官員重視,但那段時間,在香港卻盛傳霍英東可能出任未來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首任行政長官,一些報刊還一度就此大事渲染。

  對於何種人能出任未來香港特區首任行政長官,各方的看法並不一致。鄧小平說過,將來香港特區的首任行政長官,不一定來自政界,可以是新聞記者、律師、商人等專業人士;至於首任行政長官,應該是能同時為各方都接受得了的人士;而香港市民,卻普遍認為應該由熟悉香港政府運作情況的人士出任,如現任布政司陳方安生這一類人。對於商人,香港市民一般都不贊成由他們出任未來行政長官。而香港首富李嘉誠也曾公開表態,不應由商人擔任行政長官,因利益上有衝突。

  近10年來,香港曾盛傳的首任華人行政長官人選,主要有霍英東、包玉剛、李國寶、查良鏞、陳方安生、陳祖澤、鐘士元、李福善、楊鐵梁、董建華、梁振英、榮智健、吳光正、曾憲梓、羅德丞、王錕等人。有意思的是,近兩三年,即使霍英東官至全國政協副主席,但卻幾乎再聽不到關於他能否成為首任行政長官的議論,似乎香港社會已經認為霍英東完全沒有可能出任此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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